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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与法学论域中，法律如何应对科技革命无疑是一个新兴的前沿问题。纵观人类历史，法律与科技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从分离走向关联的变迁。整体上，当下各国的相关法律实践大致存在控制式的积极规制与保障式的有限回应两种模式。鉴于法律系统与科技系统的本质差异性，法律对科技的掌握一般既不深刻，也不全面，很可能以固有的法律理念来狭隘看待科技的发展，进而对其过早规制、不当规制，影响相关科技变革与社会应用。对此，需在明确法律调整的对象主要是科技应用而非科技本身的基础上，警惕法律干预主义的误区与局限。一方面，在实践中坚持稳健的法治观，划定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还应采取一种“促进型规制”的立场，科学引导，积极构建新时代的科技法治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熊秋红教授撰文《涉企冤错案件的预防与纠正》。与传统的刑事冤错案件相比，涉企冤错案件在涉案主体、涉案罪名、错判原因、复杂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被视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冤错案件。涉企冤错案件呈现出涉案罪名多为法定犯、司法错误多为法律适用错误、易受政策和法律变迁因素的影响、纠正错判难度大等特点。除了政策和法律变迁因素的影响之外，公安司法机关及其人员执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执法司法能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利益驱动等均是导致涉企冤错案件的重要成因。为了预防和减少涉企冤错案件的发生，应当贯彻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司法理念、完善涉企刑事法律制度、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以及健全执法司法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需要从正确理解中央产权保护政策的基本导向、准确界定涉企冤错案件的范围和类型、总结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的实践经验以及加强申诉审查和再审审理的实效性等方面加以推进。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许博洋撰文《犯罪治理如何影响民众的司法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跨层模型分析》。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多期样本与省级区域年鉴资料的嵌套数据集，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跨层分析后发现，刑事犯罪率与犯罪被害经历均会显著降低我国民众的司法信任，刑事犯罪率对于法院信任的影响力要高于警察信任；犯罪治理评价能够部分中介犯罪治理状况对于司法信任的影响，且该跨层中介机制在警察信任与法院信任的解释模型中均成立；互联网使用在犯罪治理评价与司法信任的关系中起到了强化型调节机制。本研究构建了犯罪治理与司法信任的理论关系模型，研究结论对于犯罪治理主体感知民情民意具有启发意义，也为数字时代基于民众感知的犯罪治理体系优化，以及社会整体司法信任水平的提升指明了循证思路。

　　内容提要：在中国法学的整体方法论自觉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破冰的背景下，宪法学基本确立了法教义学的方向。宪法教义学的视野从基本权利拓展到了国家机构、序言、总纲乃至国家标志，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规范内涵阐释、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力建构是其重要体现。宪法学与刑事法、民事法、行政法等学科在众多学理和实践议题上更加密切地双向交流，并在“部门宪法”概念下与环境法、经济法等学科相互促进。已经日常化的基本权利研究，在总论领域的继续深耕与通信权、财产权等领域的个论展开，表现出明显的实践导向性。围绕宪法观与宪法实施等主题的基础理论研究，更加自觉地取向宪法规范和宪法实践，呈现出“教义学化的基础理论”样貌。比较宪法和宪法史研究也与指向本国现行法秩序的教义学增强了联系。宪法学在“中国”和“法学”两个层面都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并将在宪法全面实施的时代承担起规范权力和保障权利的现代法秩序的建构任务。

　　内容提要：十年前，法教义学在民法领域刚刚兴起，民法典编纂及配套工作旋即成为民法学界的工作重心。此后，两条线索互相影响，中国民法教义学初具规模。整体和平均来看，民法学研究在案例使用、与社会科学融合方面有长足进步，但在比较法运用、学术规范方面仍有不足。从违约方解除权及合同僵局、担保人法定内部追偿权、夫妻财产的物权变动模式、比例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等四项重大论争来看，中国民法学在集体智慧层面已经具备极高的法教义学和价值判断工作能力；但是，重复劳动较多，也未形成良好的学术积累和传承机制。民法学的未来发展，取决于研究目标设定、议题选取、方法应用以及对合作作品、学术会议、法学文献功能定位等不同学术分工合作模式的重视。

　　内容提要：近十年来，社科法学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但“应往何处去”的问题也摆在了它的面前。通过建立光谱对代表性研究者进行个案分析后发现，处于“社会科学理论”和“实定法体系”之间的社科法学，与我国本土法律实践具体问题的结合日益紧密。在共时性的学术生产中，社科法学的研究者们主要以法律实践为落脚点，提炼具体的概念工具、运作机制和分析框架，而外部知识也逐渐成为了其理解法律内在活动的抓手。这一趋势的产生，既源于社科法学研究实务性的增强，也源于社科法学在与法教义学的论战中对自身方法论的不断反思。当法学越发重视社科法学时，社科法学相应的研究更要深入法学的内部，明确自身特性。社科法学不是彻头彻尾的“社会科学”，但它对中国本土法律实践的有效探索，也要建立在更扎实的社科理论积累之上。“立足法律实践，化用社科知识”是社科法学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新教授撰写《洗钱罪的规范基础与司法认定原则》。在我国打击洗钱犯罪的国内外新形势下，司法机关在反洗钱若干问题的认定上存在理念和操作层面的重大分歧，在表象上这是具体的司法认定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到对洗钱罪规范基础的理解与适用。对于洗钱罪法定七类上游犯罪的内涵认定，通行观点是停留在“罪名说”，但应立足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之间的辩证关系，转变为“行为说”进行本质认定，并且在刑事程序上赋予办理洗钱案件的相对独立性。作为洗钱罪的罪质构造之核心点，“掩饰、隐瞒”是认识洗钱罪客观方面的基础，并且要遵循“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防止不适当地扩大洗钱罪的适用范围。在自洗钱入罪后，对于洗钱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应区分“自洗钱”与“他洗钱”两种类型分别认定。对于“他洗钱”，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立场上，司法机关依然需要认定行为人主观认识的成立。在洗钱罪没有设置入罪门槛的情形下，对于追诉标准、情节严重等问题的罪量认定，应防止机械司法操作，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把握。

　　清华大学法学院程啸教授撰文《我国侵权法规则的发展与完善》。《侵权责任编解释（一）》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社会关切，着力解决侵权法适用中亟需解决的具体问题，对侵害监护权的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以及财产损害的赔偿，监护人责任中赔偿责任承担的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则，相应的责任与其他侵权责任的关系，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实现机制，用人单位及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自然人犯罪与用人者责任的关系，缺陷产品自损纳入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受害人范围，以及高空抛物坠物致害中建筑物管理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与其他侵权责任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该司法解释的颁布不仅有助于统一相关侵权案件的裁判标准，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侵权法律规则，值得高度肯定。但是，该解释的有些规定有待商榷。同时，侵权法理论与实践中仍有不少疑难争议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及后续司法解释的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后梁君撰文《资产管理业务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应对》。作为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资产管理业务最重要的功能是为储蓄转化为投资提供渠道，这在当下极具现实意义。《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过渡期结束后，银行理财产品已基本完成净值化转型，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效亦颇为显著。然而，现实中不断涌现的极端案例表明，资产管理人为投资者最大利益行事的基本规则仍屡屡受到挑战，以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构筑的监管规则体系尚不足以塑造健康的资产管理法律框架。本文聚焦于在资产管理法律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利益冲突问题，结合我国实践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在此基础上，借鉴比较法上较为成熟的“识别—预防—管理—披露”治理机制，主张构建私法与监管法相互独立又彼此协调的法律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