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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新运动时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中国社会开始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报纸来宣传他们变法自强的主张。1904年《时报》在上海创刊，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大力资助。《时报》重视新闻、言论，紧密配合时事要闻，在业务方面大胆革新，将《新民丛报》所创的报章文体“时评”移植于日报，开辟“时评”专栏，并以评论主要新闻事件为主，因此，这是中国报刊中传统政论演变为实事评论的开端。荻葆贤在《时报》创刊之初宣称：“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办报达到了立言的目的，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了解时局形势，宣传改良以救国救民提供了阐述和评论的阵地。
3.诗意与鼓动性增强，通过先进典型的宣传报道，学习先进、奋发向上的新风吹遍全国。对于基调高、而且鼓动性强的评论和宣传主要出现在“反斗争”、“时期”和“文革时期”。尤其是“”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再加上不少的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导致“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这个事情的报刊评论，也采取了“”的不切实际的做法。1957年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1958年《人民日报》的社论《乘风破浪》非常有气势地提出了在经济上超英赶美的任务，这种盲目赶超，不切实际的幻想，煽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国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去。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新闻评论的成熟打开了崭新的局面。由《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宣传科学、民主和新闻学。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胡适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倡新文学，尽可能去做白话的文学。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人民的思想因启蒙而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他们开始广泛参与民主讨论，他们并不是新闻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自己的思索和价值衡量，渴望参与到媒体的发言当中，使自己的声音被大多数人接受，这体现了一种启蒙的时代精神，此期间知识分子运用报刊评论的形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4.模式化倾向严重。在此期间，为营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气氛，报刊的设论不断地做好宣传，鼓动人心，评论文章大多都是一个调子，形成了一个“喊口号”的模式。而在“反斗争”和“文革”中，党和国家需要报刊来做好舆论指导，对歪风邪气和政治性错误进行批评，占领舆论的高地，所以空话、套话几乎成了通用机器的零件，可以随时运用在评论文章中。“”掌控之下的报刊评论，大多是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形而上学和片面绝对化，形成了典型的“帮八股”。这种刻板的模式化评论剥夺了大多数人的话语权，掩盖了事实和百家观点，在错误的政治运动中和经济建设的歪路上扮演了“帮凶”的角色，没有真正履行好媒体人的责任，当然这也和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
1.阐述性、评价性的社论和评论增多。1950年3月，中央曾发出《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的指示》，要求各地方和各部门的负责，每人每月或每两月或每三月应写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以便对自己所负责的地方和工作中的情况加以分析，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指出大家努力的目标，动员群众去完成一定的任务；同年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在工作报告中说：“人们感觉我们报纸上的评论太少……我们的报社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中心……。”正是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我国的报刊评论有了长足的发展，评论数量增加，质量有所提高，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的作用。特别是在1957年《人民日报》实行改版后，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不时出现不同观点的文章和争论。报刊评论的主要内容变成了党的有关路线、方针、政策和经济建设的宣传、关于税收、财政、私营和民营企业的问题、经济建设中重点项目的成就宣传和农村及农民的变化等社论和评论增多，而且具有指导和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