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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龙原是上海搪瓷厂的工人，1966年紧跟王洪文造反有功，被安插到市轻工局当头头。马天水曾吹捧马振龙是“我们最好的青年干部”。粉碎“”后不久，工作组即对他隔离审查。11月4日，谢红胜、潘裕仁和我到轻工局查看了马振龙设在地下一层的“保密室”。在这间密室里藏有他贪污的大量轻工产品，用的、吃的、穿的样样都有，仅上海产的各种手表就有100多只。他经常向王洪文及其“小兄弟”赠送手表及其它轻工产品。“”余党妄图在上海发动“武装暴乱”，马振龙是“急先锋”，他特地制作了搪瓷汽车牌号（一旦需要时将原来的汽车牌号拆下，换成这个假车号），收集了、上海市区详图及一批自行车、应急灯、压缩饼干等物资，存放在密室里，随时准备“暴乱”时动用。
这之后，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考察局级领导干部上，动员原来受“”压制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工作，先后将杨慧洁、郭忠业派往市纺织局、轻工局党委主持工作。上棉17厂、30厂、31厂及合成纤维研究所的问题较多，与市纺织局党委研究，于11月8日、9日向这四个单位派去了工作组。当时斗争相当尖锐，进驻31棉的工作组一进厂就被群众围住了，两派的人都去找，逼工作组表态。有人扬言：“工作组进厂12小时叫他颜色看”。果然，12小时后31厂就着了火。林乎加及时召集了江南造船厂、上棉17厂、30厂、31厂工作组开会，听取汇报，作出部暑。他指出：工作组的要深入群众，各种意见都要听，这些单位领导绝大多数是执行问题，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把他拉过来，让他揭批“”，即使有严重问题的人，也要争取过来，集中火力对准“”。
集中居住和办公后，保证了安全，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延安饭店住宿条件和伙食都比较差。搬到上海大厦后，用餐有了改善，但住房仍很紧张，司局级干部和助手两人合住一间。副部级以上才能住单间或套间。在上海大厦，陈锦华与朱庆颐合住一间，谢红胜与我合住一间，同吃、同住、同办公。任务繁重，工作十分辛苦，许多经常在晚上加班，白天去市委、市革委各组和有关局了解情况，晚上看文件、写材料。为适应这种特殊情况，工作组实行一天四餐制，每天晚上10点，加一次夜宵。上海大厦的面食、小点心做的很好，参加工作组的中有许多人出生在上海、江浙一带。夜宵适合大家的胃口，们边吃边聊，相互交流，难得轻松一下。餐后精力充沛，又继续工作，经常通宵达旦，不知疲惫地干到半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