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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上海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开端。事变后的第二天，临时中央要求上海党组织立刻把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力地推动抗日救亡风云的兴起。上海学生界首先行动起来，先后成立上海大学、中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学生请愿团三次声势浩大的赴京请愿，引起巨大反响。上海工商、文教等各界人士也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上海市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义勇军、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教育界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团体，以通电、宣言、罢工、募捐、日货等各种方式，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中坚力量的罢工、日货等活动，严重打击了日本在华经济利益，尤其击到日本侵略者的痛处。为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同年12月，地处上海的江苏省委联合留日回国学生会、工联、“左联”等54个群众团体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领导全市民众开展彻底的反日行动。上海还是东北流亡民众开展抗日复土的重要基地。大量东北同胞不堪忍受日本法西斯的蹂躏，纷纷逃至关内，沦为难民。上海工商教育各界人士为此成立东北难民救济会，予以救济。流落在上海的东北同胞不甘家乡丧失，成立东北同乡会、抗日会，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和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又发出 《关于上海事变的斗争纲领》、《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等文件，号召广大民众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上海市各级党、团组织、工会和民众反日团体，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童子军，奔赴前线作战或战地服务，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给前方作战的中国将士以极大的激励和支援。历时4个月的以沪西为主的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一直到5月初才结束，显示出上海工人阶级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使命感。“一二八”淞沪抗战，各阶层民众同仇敌忾，全力支援中国军队英勇抗战，开中国局部抗战的先河，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全国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第一波高潮。

　　正是在此背景下，1933年3月，中国协助数月前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著名爱国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发起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同年9月，上海中央局领导筹办的远东反战会议在上海召开，对于党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1934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是中国发动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的民族武装抗日总领导机关。为了全力反击法西斯势力，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的“七大”，要求各国克服转变“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发表，为坚守在上海的人及时获知。这为领导上海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明确了努力方向。

　　“一二九”运动爆发，上海率先起来响应。以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上层著名人士为首，以员和进步人士为骨干的上海各个救国会，如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等纷纷成立。上海地区建立救国会成为一时热潮，抗日救亡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1936年1月，上海各个救国会联合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18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参加，成为当时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抗日救亡组织。在“全救”的指导下，救国会组织遍及全国，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总会、“全救”华南区总部、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相继成立。救国会的成立，表明中央号召的人民救国阵线开始确立。

　　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政策，救国会积极行动，开展学生救国请愿、大规模、反日大罢工、国际宣传工作等一系列活动；声援西南地方实力派北上抗日，公开呼吁国共合作，支援绥远和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工作，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第二波高潮。在救国会的号召下，上海在1935年12月后的10个月内，发动了10次大规模的，全市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连成一体，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1936年11月，日伪军大举进攻绥远，“全救”立即为绥远问题发表宣言，并致电国民政府停止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乘机收复失地。上海80多个工会、120多个同业公会等电慰前线抗敌将士，并积极筹款援绥；京沪、沪杭两路局同仁组织节约劳军委员会；复旦、交大、光华等高校师生征募现款和衣服援绥，全市掀起援绥运动。与此同时，发生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上海党组织策划声势浩大的营救爱国民主人士活动，团结了一大批各界爱国进步人士，为上海抗日救亡斗争贡献力量。

　　随着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恢复重建后的上海党组织，根据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新形势、新政策，坚决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不断积累一套在敌占区大城市进行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成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上海党组织抓住国共合作抗日、民众救亡情绪高涨的有利局面，适时转变工作重点，完成从单纯整理党组织到领导群众运动的转变。将原来各界救国会组织，改组为公开、合法、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界救亡协会，实现党对群众抗日运动的领导。领导成立文化、妇女、职业、工人、学生等各个救亡协会，凝聚人心，汇集爱国力量，全力以赴支援前方作战，有力地支持了长达3个多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全国各地爱国民众、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各国友人，纷纷慷慨解囊，全力支持淞沪抗战，推动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抗日救亡第三波高潮。中国军民齐心协力、不畏、全民抗敌的新形象，赢得世界舆论的普遍同情和赞誉。

　　“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华界沦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潜伏留在上海的势力，主要从事打击汪伪组织、锄奸和开展沪郊军事活动，无意开展持久的群众运动。随着留沪组织遭到汪伪特工的严重破坏，在沪势力日渐衰弱萎缩，在沪活动也日趋沉寂。上海组织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不畏艰险，勇挑重任，根据“孤岛”内环境变化，转变工作策略，及时发出 《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决议》、《我们对于统一上海救亡运动的意见》、《关于维护和改善上海人民生活的决定》等文件，充分利用“孤岛”内的复杂矛盾，从面向社会的大规模抗日救亡活动，转向从事以群众生活为主的小型福利活动。党组织利用社会上层的社会影响，建立星期聚餐会、联谊会、读书会、合作社等合法团体，在各条战线开辟出各具特色的群众救亡阵地，使对敌隐蔽斗争得以长期坚持。在难民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把几十个难民收容所从单纯的难民救济安置场所，变成政治宣传教育、为抗日斗争输送力量的基地。中央充分肯定上海党组织充分利用合法的形式，把群众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的做法，赞扬上海的难民工作阵地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创举；认为在敌伪统治区，创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读书、进步，就等于创办工会；充分肯定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职业界联谊团体，对于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具有重要意义。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彻底沦陷。日本全面占领上海后，加紧破坏抗日进步力量。为保存实力，中央先后发出《关于上海失业问题的指示》、《关于取消秘密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等文件，指示已经暴露和失业的党员撤退至新四军根据地工作。1942年底江苏省委机关及部分党员近两百名干部，陆续撤退至新四军淮南根据地。1943年初撤销省委，成立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后改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领导上海和江浙的重要城市工作。留在上海的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察特支6个系统，直属于城工部，独立开展工作。留在上海的各级党组织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推行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勤”政策，做更细致具体的群众工作。将工作重点转向重大市政企业和日伪军工生产基地，通过拖延、怠工、破坏等隐蔽斗争方法，坚持打击日伪力量。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出现转折性变化的形势下，中央和华中局先后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关于开展沪、宁、杭、鄞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指示》。上海党组织调整工作部署，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工作方针，转为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天亮运动，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夺取抗战胜利；把群众日渐高涨的热情，引向迎接抗战胜利的实际行动中去。

　　近代上海是全国文化人才高地。中国诞生以来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上海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并非偶然。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下，上海文化界人士在爱国主义激励下，为求民族解放，怒而奋起。“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左联”就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强烈抗议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呼吁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同年12月，夏丏尊、周建人等30余名上海知名文化人士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鲁迅、茅盾、叶绍钧、郁达夫、丁玲、胡愈之等4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呼吁全世界进步力量支援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左联”、“社联”、“剧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纷纷组织宣传队、服务队、演出队到前线慰问，进行战地采访和报道，拍摄抗日影片，开辟了抗战文化的新阵地。此后，左翼文化人士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坚持创作，以文艺为武器，粉碎了的文化“围剿”。出现了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戏剧《放下你的鞭子》、《回春之曲》，电影《风云儿女》、《逃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 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史量才领导的《申报》，杜重远创办的《新生》、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等书报刊物深受民众欢迎，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1935年12月27日，进步文化人士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为推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大力量。抗战文化得以产生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党组织首先以文化界为突破口和中心，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这是党领导下的文化艺术界的统一战线%以上的成员是党领导下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原救国会领导下的爱国青年，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影响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其机关报《救亡日报》，是国共合作创办的一份大型报纸，人为办报核心力量。该报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上海广大文化人士通过新闻出版、歌咏戏剧、漫画木刻、广播演讲等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形成庞大的宣传网络和救亡舆论阵地。抗战文化蓬勃发展，上海街头巷尾充满抗日歌曲和激情。上海200多位戏剧、电影界人士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此后，除两个队留沪外，其余11个演剧队陆续离沪，深入内地乡村城镇，演出《同心合力打东洋》、《为自由和平而战》、《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在各地播下抗日救亡的火种。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派出以叶浅予为队长的漫画宣传队，赴内地宣传，他们以主题鲜明、形象生动的漫画，不断揭露日军侵略暴行，颂扬全民族抗战精神。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文化界的主要力量向武汉、重庆、延安等大后方转移，极大推动后方抗战文化的发展。留守“孤岛”的文化人士坚持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孤岛”时期上海先后出版各种报纸约50种，各种刊物二三百种，其中各种文艺刊物150多种。创办了 《团结》、《译报》、《文献》、《时论丛刊》等刊物；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关抗战著作，以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上海一日》等书籍。戏剧演艺界充满活力，专业剧团和众多业余剧团相辅相成，新编的历史剧和现实剧深受群众喜爱，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斗志。党领导下的各社会团体运用夜校、读书会、学术讲座、时势报告会等文化教育形式，建立了强有力的舆论阵地。

　　1939年，根据中央关于由新四军统一领导沪郊各县抗日武装组织的指示，对上海郊县一些武装力量进行整编，统一名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江抗”经过不断的转移、分散和斗争，挫败了1941年至1943年日伪在沪郊三次大规模的“清剿”企图，取得上海郊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度过最难熬的抗战相持阶段。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大规模反攻阶段，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沪郊游击队更加积极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日伪军，取得朱家店等战役的胜利。到1945年5月，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浙东纵队）淞沪支队，活动范围扩大到上海9个区县，成为上海周边一支不可小觑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与新四军东进部队相结合，在牵制和打击日伪力量，支援华中、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配合上海城市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新四军与上海关系密切。上海是新四军组建的孕育之地，也是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支援新四军抗战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是上海党组织领导上海人民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从1937年至1945年，在这8年时间里，上海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和战略地位，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从人力、财力、物力，乃至社会舆论宣传等进行源源不断的援助，使上海成为新四军重要的后勤保障地。而新四军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壮大，对上海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也是极大的支持。上海党组织以新四军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为依托，保存干部，训练干部，使党员干部队伍不断得到锻炼、成长和壮大，为上海城市抗日斗争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紧密配合、相互支持，开创了大城市地下抵抗和根据地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新途径，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无畏的勇气与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