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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７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22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组织的代表，共37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上，王明（陈绍禹)等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虽然也批评了李立三的一些“左”的错误，但却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错误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通过《四中全会决议案》，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王克全五人为政治局成员。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组成。通过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错误的，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并在“反右倾”的口号下，打击了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实等。不久，何孟雄等被敌人逮捕，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１月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进一步要求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ＡＢ团”（该团是１９２６年冬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次年４月初在革命力量打击下即行解体，当时，党中央对这种状况是不了解的）等。在此之前，党中央就提出加紧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地开展肃反工作。从１９３０年上半年开始，中央苏区开展对所谓“ＡＢ团”的斗争，１２月发生了“富田事变”。１９３１年２月，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信中，再次强调“为着肃清ＡＢ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并决定派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问题。接着，鄂豫皖、湘鄂西、闽西等根据地，也进行了反改组派、“ＡＢ团”和社会(在中国从未建立过)等的斗争。由于缺乏经验，错误地进行反“ＡＢ团”、社会等的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扩大化，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杀害，造成了严重后果。
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内，只有一部分奋起抵抗。随后几个月内日军即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平、津、沪、穗等地学生纷纷奔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在１１月３０日发表演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一方面抗日爱国运动，逮捕和枪杀爱国学生。１１月２９日，秘密杀害爱国人士邓演达。在中国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种群众抗日武装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１２月１９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以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过去北洋军阀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来了”。这时，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蒋介石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停止内战政策。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军队将领也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抗日。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反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蒋介石再次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１２月１５日宣布下野。
９月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经共产国际批准，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翌年被捕叛变）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揭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侵略和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同工农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但是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和发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政策，夸大统治的危机，极力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强调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忽视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把中间派别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未能给以正确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