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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文化的传播生态环境里，时政新闻传播要获得基本的中心化、权威性、神圣化等内核和仪式的深度模式传播动力，抵御大众文化对时政新闻传播的消极影响，从传播礼仪的视角来看，有两个获取途径，一个是时政新闻源即政府机构，一个是时政新闻传播机构。对时政新闻传播的源头来说，政府机构应该按照政务礼仪规范塑造自身的良好公众形象，是构成其起码权威性和说服力的中心性新闻信息源场域的先决条件。比如2009年2月18日新华社每日电讯在头版报道，日本财务大臣中川昭一在2009年2月14日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因精神恍惚、屡屡失言而被怀疑醉酒，受到日本各界的强烈指责，而招致黯然下台。据红网报道，2011年3月15日，网上一帖曝光，在某县政府的政法工作会议上，参会的部分干部打瞌睡达10余分钟，并随文照片为证，引爆网络舆论，网友称这有损官员形象，经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证实，目前该县委已对三名当事人给予了免职处分。政府官员诸如此类的政务礼仪失范的言行，对政府组织形象的塑造必将形成致命的硬伤，其衍生的时政新闻信息的权威性、中心性和神圣性必然大打折扣。
在以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性状的大众文化传播生态环境下，时政新闻传播要在受众心里树立客观、真实、平衡、公正及准确等良好的传播形象，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必须在时政新闻传播的采集阶段与受访者的人际传播过程中，着力营造时政新闻传播者和时政新闻信息源之间融洽的采访氛围，以便时政新闻传播者在良好的采访氛围里，多角度最大限度地从新闻信息源中挖掘时政新闻的第一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获得客观、真实、平衡、公正的时政新闻报道素材。这个新闻传播阶段要取得预期目标，从时政新闻传播礼仪的视角看，传播礼仪在此传播阶段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时政新闻传播的采访对象或时政新闻信息源绝大部分是党和政府及群众团体的各级部门负责人或工作人员，行政部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礼仪成为其工作人员的意识形态，浸润于心，发乎其外，礼仪成为行政的权威、中心、神圣、等级、规范和秩序的合法性形式来源，行政机构领导和工作人员大都十分注重工作和精神交往礼仪。因此，传播礼仪就成为时政传播者与时政传播信息源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甚至关系时政新闻信息采集的成败，传播礼仪往往成为时政新闻传播者打开时政新闻信息采集对象的心灵之门和打破政治新闻采访胶着状态的突破口，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礼仪在时政新闻信息采集中的重要地位。
在时政新闻信息采集阶段，传播礼仪发生功用的过程，包括时政新闻采访前的准备阶段、采访中及采访后等三个传播礼仪作用阶段。首先，在时政新闻采访前，要从一切可能的渠道深入认识熟悉采访对象，在此前提下精心设计采访提纲，准备多角度访问的问题，保证尽量不提或少提外行的问题，缩短与征服采访对象的心理距离，是其所从事工作领域的专家的心理优势场域，否则，时政新闻传播者不做充分的准备就进入新闻信息采访现场，提一些无知、天真及违背常识的问题，这是严重失礼的表现。时政新闻信息采集对象会认为时政新闻传播者不重视此次采访，或者不尊重新闻信息采访对象，这往往会导致采访对象在受访过程中消极对待采访实施，或者干脆拒绝采访，使采访失败或陷入僵境。其次，在时政新闻采访实施阶段，采访者的形象和传递的身体语言及沟通声音高低要符合采访礼仪规范，一是在时政新闻采访者形象建构方面，必须重视对采访对象的首因效应，重视根据采访对象的阶层、职业、年龄、性别及采访场合和采访规格等因素特点，按照传播礼仪要求原则，有针对性地整饰自身形象，并注意见面介绍、握手和交换名片等程式礼仪；二是在时政新闻采访者身体姿态方面，应该采取符合传播礼仪规范要求的站姿、坐姿，表现出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和谦虚的态度，不要做出让采访对象感到时政新闻传播者散漫、傲慢、居高临下等无礼的姿势；三是在时政新闻采访者的言谈礼仪方面，掌握好采访时的音频、音速、音量，提问时宜多用平等商讨性的祈使句，有效缓解采访对象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的效果，使采访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正题和采访关键的敏感话题，相反，用生硬、粗暴的语气音调，采访对象的心理状态就会处在消极应付的区域，甚至产生反感情绪，并不是不能在采访中采用尖锐泼辣的提问方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采用此提问方式，但要注意刚柔相济、彬彬有礼、提问尖锐，而不伤害采访对象的个人感情，不损害现场访谈的融洽气氛，另外，采访者在提问时表现得信口开河、语无伦次或词不达意，不但让采访对象不能理解，更是失礼的表现；时政新闻采访者不要涉及与新闻采访无关的个人隐私信息，否则，采访对象对采访者的人品就会怀疑，使采访陷入尴尬的境地，出现紧张的气氛。最后，在时政新闻采访后，如果还有疑问，要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补充采访，核对关键信息，要让新闻初稿同采访对象见面，得到采访对象的认可，然后告知采访对象新闻刊播的确切信息，发稿后向采访对象寄送作品样本，而不能在采访完成后将采访对象置之脑后，不知道新闻稿件具体内容和刊播的日期，采访对象就会因此处在焦虑的心理状态中。有时，采访对象会在患得患失和失望情绪中其与时政新闻采访者的谈话内容，这是失礼和得不偿失的做法，时政新闻的信息源网络会遭到破坏，时政新闻传播机构和传播者形象将受到损害，进而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国的新闻媒体一直被看做事业机构”，“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新闻产品的生产，产品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媒体没有自主经营的愿望和自主经营的条件”。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事业改革步伐加快，媒体的经营管理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仍然要受到党和政府的调控，但在经济上要逐渐融入市场经济的体系，经营自主和经济独立。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新闻传媒的竞争日益加剧，局部地区的竞争，几近白热化。新闻传媒在传媒竞争和经济理性的支配下，以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为取向和竞争手段，以大众文化的解构崇高、解构权威为趣味，拉近与大众的心理距离，以大众文化的后现代无厘头、碎片化、突破禁忌伦理和狂欢化传播为奇观，迎合大众的低俗趣味。有些新闻传媒，唯经济利润是从，背离自身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和新闻职业伦理，打传媒经营政策的球，大刊新闻式广告，甚至为假冒伪劣商品张目，在头版登载巨幅广告，用黄色、暴力等信息，不断冲击禁忌伦理底线，这给时政新闻传播带来了严峻的危机。湖南卫视的经典栏目《晚间》，开播以来一直以说“奇”、“趣”新闻的方式让不少新闻栏目纷纷模仿，为避免观众产生审美疲劳，2008年3月实行改版，节目组将已有的主持人张丹丹、李锐及李兵等3人组成三人组，以说新闻的形式播报新闻，不料却引来观众的一片骂声，不少观众均抱怨，他们不知道该栏目传播的新闻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结果该新闻栏目只得回到原来的传播风格，取消搞笑风格的《晚间》新闻节目的改版。另外，还有一些新闻传媒，比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晚报浏览节目，主持人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绘声绘色地表演新闻，新闻的趣味性和娱乐性是增强了，但该节目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遭到了受众的质疑，表演新闻使新闻得以成为新闻的内核元素丧失掉了，这些失范的娱乐化行为将新闻价值空心化了，形式挤占内容，手段取代目的，除了无厘头式地娱乐受众，只剩下一堆毫无意义的新闻碎片，时政新闻的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功能和传播目标无从实现。从传播礼仪的角度来看，时政新闻传媒和传播者的这些做法严重违反了时政新闻传播礼仪的重要规范。美国新闻学者梅尔文・门彻在其新闻报道经典教材中将报道要素界定为“准确、恰当溯源、完整、平衡而公正、客观、简洁而重点突出、写作上乘”，②时政新闻传播者要想重拾受众对时政新闻的信心，使上情及时下达，党和政府的政策声音有效传播和执行，新闻传媒必须严格遵守新闻传播的客观、真实、平衡、公正、准确、权威等传播原则和传播礼仪，塑造时政新闻传媒的良好形象，克服大众文化和市场经济对时政新闻传播的不利影响。
在当前大众文化转向的新闻传播生态环境里，在商品拜物教和传播符号拜物教的消费主义规制下，大众传媒文化掩盖着利润目的能指符号的娱乐狂欢，强力解构了大众传媒指引着的社会角色，消解了大众传媒的威权传播和主流文化价值。大众集体无意识地沉溺在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狂欢里，对时政新闻的指导性和权威性传播产生抵触和解构性嘲弄，时政新闻有日益被边缘化的危险。重视传播礼仪在时政新闻传播中的作用和地位，是避免时政新闻传播边缘化的重要路径。笔者从传播礼仪可以抵御大众文化对时政新闻传播的消极影响，能够促进时政新闻采集阶段的人际传播，有助于增强时政新闻传播者对受众的传播效果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礼仪在时政新闻传播中的地位。但限于篇幅和研究重点，未能对当前大众文化环境下，提高时政新闻传播力的传播内容、方式创新和国家文化传播调控创新等其他宏观和微观的路径进行研究，这是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闻这一社会产物最精炼的抽象与理解,因此,影响力与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肯定这些定义在其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体意识形态下的合理性,这也我们做这样一个研究的前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三种“说”提出年代的时代性非常鲜明,这与我国媒介变迁的进程似乎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因此,笔者试图从媒介变迁、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的角度探析这种新闻定义演进的过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媒介的变迁过程是复杂的,所谓的变迁并非前一种媒介退出历史舞台,更多的是一种渐进的叠加的过程,或者说是作为主流媒介的主导地位的逐步让渡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关于新闻定义的三种学说与媒介时代大体上有这样的对应关系:事实说――报业时代 报道说――广电时代 信息说――网络时代。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内容分析来研究、阐述承载新闻的媒介的变迁如何影响新闻定义的演进。
从选取的文本来看,“事实说”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从定义本身来看:“多数阅读者所注意”、 “ 广大群众欲知”,定义本身强调的是受众一方的需求,可以说,“事实说”是典型的受众本位的传播观。我们发现,在这种传播观下,传方是弱势的,传播过程是通过“满足需求”实现的。这就导致的传播模式上是“多对一”的。那么这种“多对一”传播模式与其所承载的媒介有何必然联系呢?我们发现“事实说”的提出是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我国的民营报业已经相对发达,1917以后,报纸作为一门产业已经相对成熟,办报更多的成为一种谋求利益的商业行为,而这种利益的实现最直观的反映在报纸的销量上,加之我国当时的广告业基本是空白,受众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报纸最直接的消费者。这种看似“传受”的传播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作为的“商家”的传方的弱势地位便显而易见了。那么这一时期新闻的定义中所反应出的“受众需求本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到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的广播事业蓬勃发展。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标志着中国广播事业的开始。从此,广播成为继报纸之后传播新闻的又一重要载体。“报道说”就是在这样的媒介背景下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是1943年在运动中提出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新闻定义。不难发现,“报道说”不同于“事实说”最跟本的区别在于“报到说”侧重强调的是传播的主体――传方。与报纸时代的新闻定义不同,“报道说”不再强调受众的需求,而仅仅是“报道”、“传布”,而这种强势的“报道”、“传布”体现的则是传本位的传播观。在传本位的主导下,新闻的传播模式同报业时代的“事实说”的新闻传播模式相比也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这种传播模式是“一对多”的。而这种一对多的新闻传播模式与广播、电视作为媒介的传播模式也是不谋而合。此外,我们再对文本1.2进行比对发现,“事实说”强调受方需求,而“报道说”则更注重于时效性:“新近发生的”、“新近变动”。那么这种变化与媒介的变迁是否也有联系呢?我们对报纸媒介与广播、电视媒介进行比对发现,就时效性来讲后者是优于前者的,报纸作为新闻传播载体与广播、电视相比,时效性显得相对局限。报纸的发行通常是每日一刊或每周一两刊,而且周期性相对稳定。这种特定的新闻生产与模式直接决定了片面强调“时效性”确无太大意义。相比之下,广播、电视则有明显的不同,这两种媒介的出现使得“无周期、不间断”的传播成为可能,必要时可以与新闻事件同步,做到现场直播。在这种可能下,“报道说”所强调的“实效性”才变得顺理成章。
提到“信息说”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谈到信息论的引进。信息论是一门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的量度、传递和变化规律的科学。它是1948年美国科学家克劳德・申农在题为《通讯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提出的。60年代是信息论的一个消化、理解的时期。到了70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人们日渐的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信息理念已经广泛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推动其它学科的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中国新闻学定义引进这一概念在80年代,90年代之后日臻成熟,这一时期也正直计算机、网络普及的初期。网络作为又一新兴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以往媒介所固有的传播模式,真正实现了互动传播。与前两个时期的定义相比“信息说”最大的特点是我看不到传受本位关的对立,而导致这种中立传受观最本质的原因是网络时代这种互动传播模式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信息说”成为学界广泛认可的学说。我们似乎给新闻的定义找到一个迄今为止比较合适的“属”,而这不仅仅归功于信息论的引入,新媒介的产生和普及无疑是推动这一过程的最直接的因素,至少我们从传播模式上看到了这种契合。
(一)新闻传媒社会控制的差异。不分中西，无论古今，国家、政党、各种压力集团，都对新闻传媒及新闻传播行为进行着强制的管理和有效的引导。比较起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社会调控，表面上是通过专门的新闻法、出版法、广播电视法、新闻记者法以及关于新闻的其他立法与判例对传媒的调控，实质上仍然是由代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府在进行控制。容易欺骗公众的是，美国针对新闻的控制主要是软性控制，没有实施新闻检查的权利。然而，政府能够运用多种手段对新闻传播的若干环节施以影响，以调节和控制新闻的质量、数量、流向和导向。利益集团也常常通过对政府直接进行影响，来调控新闻媒介，而且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新闻媒介容易受到广告商的掣肘。因此，美国的新闻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这是任何表面现象掩盖不了的。
(二)新闻传播动力机制的差异。中国新闻传播主要以政治为本位，而西方新闻传播主要以经济为本位。“政治本位”，即新闻传播主要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媒体承担的压力主要来自政府，评价一个媒体的质量好坏是以政治价值为标准；“经济本位”，即新闻传播主要是为了实现经济价值，媒体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竞争，评价一个媒体质量好坏的标准是经济营利的多少。西方媒体的“经济本位”决定了他们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必然追求高收视率。而敌意能产生收视率、阅读率，这就是他们的游戏规则，什么新闻真实、中国人的感受等，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不管是通过其他渠道采访也好，或者是组织他们去西藏采访也好，可以说“找茬”就是他们的主要心态，长期的“业务训练”也是这样要求的。所以西方媒体不惜以丧失媒体公信度为代价，大肆刻意的抹黑中国，这背后的高收视率正是他们撒谎的最大驱动力。
(三)新闻传媒组织的差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闻传媒隶属于政府或利益集团，大部分传媒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实行编辑独立和经营独立的方针。在总编辑和总经理的主持下，编采人员和经营人员可以更多地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更好地发挥传媒社会功能与获取最大效益是有益的。我国传媒实行的适当的一元化领导下的机关报、国家通讯社与国家电台、电视台体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安于吃“皇粮”，靠国家财政拨款生存发展，重采编，轻经营。这种组织模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媒体和全球信息传播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被美国掌握的。美国媒体周密策划，精心包装，以独立、自由的面孔增加其可信度，而实质上成为国家至上主义和政府声音的放大器，排除不符合自己价值标准和利益的信息，制造标签化用语，极力“妖魔化”中国，通过“媒体轰炸”把受众变成“一边倒”新闻的囚徒。“媒体轰炸”使整个社会意志被一支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中国的新闻媒体，除了少数几家报刊、电台、电视台向国外传播新闻，大多数只能对国内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