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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传统文脉所构筑的殿堂中，艺术价值的冠冕向来由文人执掌。自宋元以降，清逸超然的审美理想成为审美标杆——在生宣熟绢之上，以水墨渲染胸中丘壑，笔锋流转间追求的是“逸笔草草”的天趣与书卷气。这类创作被奉为“心画”，是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优雅外化。相形之下，壁画则是另一个宇宙。它诞生于烟熏火燎的脚手架之上，是集体劳作的结晶。画工们无暇留名，他们以矿物研彩，以精铁般的线条勾勒，耗费经年累月之功，只为在冰冷的墙壁上唤出一个流光溢彩的信仰世界。这般恢宏、精密、服务于宗教仪轨的“匠作”，在以“抒情写意”为主导的美术史长卷中，自然成了被轻轻翻过的一页。例如敦煌壁画的创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名，而永乐宫壁画的作者朱好古、马君祥及其门人的相关资料也相当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