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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合作上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有效的成果；从国际传播上看，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全球南方传播的巨大潜力还没有被充分释放。究其原因，以往的中国国际传播更多地关注西方国家、白人精英，既注重获得白人精英的认同，也认为西方媒体才更具有国际传播力，对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受众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传播力量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情况是，全球南方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愈加重要的力量组成，“‘全球南方’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超过40%，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觉醒的新力量”。[1]作为“觉醒的新力量”，全球南方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经济力量上，不再弱小，敢于竞争；也体现在传播力量上，不再沉默，敢于发声。

　　需要指出的是，在加大关注全球南方传播力量的同时，不能削弱对西方国家的传播，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普通民众、知识分子、青年人等的传播。尽管西方政客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带有偏见，但普通民众通过自己亲身所感与亲眼所见，会带来对中国式现代化客观真实的认识。笔者指导的澳大利亚研究生就主动到雄安新区进行实地采访并做成视频报道，回国后也积极参与与中国有关的活动。当前，中国对许多国家公民的过境免签政策发挥了显著作用，吸引了大量游客包括西方游客来中国、看中国、传播中国。据统计，2024年上半年，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1463.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7%。[3]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来到中国访问的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看到了“活力的中国”“美丽的中国”“友善的中国”后自发地广泛传播“真实的中国”，也可称为“另一种全球南方传播力量”——身在西方而关注南方发展的积极力量。

　　人文主义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度复兴，表现了走出中世纪欧洲的“人的意识”对神权的反抗，这一思潮不仅带来了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进而推动了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人文主义伴随了西方力量从大航海时代崛起至今的五个世纪，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与思想观念，不论是公元前的苏格拉底、西塞罗，还是十五十六世纪的伊拉斯谟、蒙田，奠定了今天西方乃至全人类许多共同的政治哲学与文化价值。人文主义在西方知识界具有普遍的共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专门为蒙田写作了传记，并认为，“在伊拉斯谟领导下的人文主义展望着一种统一的、世界主义的文化”。遗憾的是，面对世界纷争的现状充满失落。[4]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既有科技革命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人文主义式微，但面临新的人类共同挑战，这一思想观念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在返本开新中可以绽放出旺盛生命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当人类的技术能力愈发先进、物质水平愈发提升的同时，各种全球性挑战、国家间冲突依然让人类面临巨大挑战，贫困问题依然无法彻底根除，和平世界依然无法完全实现，国家之间、种族之间、宗教之间的对抗此起彼伏，人类的确通过科技与工业增加了各自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没有全部用在合作发展上，而是用在彼此竞争乃至杀戮上。价值观的分化让“全球化”的世界愈发成为“半球化”的世界、“碎球化”的世界，让机器更像人且人更像机器。在这种时代问题下，需要重新反思当代世界和人类文化的构建，而中国式现代化以自己的成功实践与先进理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时，要把这种关于人类新文明的先进理念——新人文主义，用世界能听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不同的哲学基础，也是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不同的理论基点。人类新文明既承认少数国家先富裕，更追求所有国家共同富裕；既要有彼此竞争，更追求合作发展；既提升智能化，更追求人文化。没有人文精神的发展只是冷冰冰的物质而不是暖洋洋的社会，没有人文内核的智能只是机器智能、资本智能而不是人类智能，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文主义精神。中国式现代化反映并引领了鲜明的具有时代气息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新人文主义既反对神权也反对霸权，既追求物质富足也追求精神富有，既让自己好也让别人好。新人文主义具有理性、和平、包容的精神，以人类为中心、以平等为原则、以合作为方法、以自由为追求。新人文主义是滋养人类发展的新的文化精神，推动建设世界文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把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充分展示出来，将会极大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与世界影响。

　　近年来，在国内有两个比较成功的国际传播典型案例是值得分析的。一个案例是2021年云南大象自发迁徙，当地民众发现后协助引导，表现出了对动物的真诚关爱之情，事件出来后成为社交媒体平台热点新闻，也成为国际传播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朴实、中国基层政府干部的付出都获得了极高的好评，包括美英主流媒体在内的各大西方媒体都给予了正面的报道，中国民众的友善、幽默以及生态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一个案例是2023年开始“出圈”的贵州榕江“村超”足球比赛，当地民众以村为单位打比赛，热火朝天，既有竞技体育，又有地方民俗与民间艺术展示，这一县域民间事件很快成为媒体热点，前往报道的国际媒体包括西方媒体都给予了正面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中国民众的热情好客、中国民间的体育精神都获得了一致的肯定。

　　贵州“村超”的基本逻辑是“挖掘老文脉、打造新文脉、形成新人脉、增强新动能”。老文脉在历史中，“村超”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基于榕江人80多年的足球传统，基于榕江民间自发“村超”数十年历史，这种对足球的热爱就是榕江的老文脉；新文脉在群众中，通过对足球热爱这一老文脉的深入挖掘，县委、县政府有组织地引导乡镇、村寨、社区广泛参与到现代足球文化中，推动足球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新人脉在青年中，当代文化与经济的生力军是年轻人，通过吸引和培养青年人才参与“村超”，参与“村超”衍生出来的经济社会活动，汇聚区域内外的青年智慧，形成县域发展的生生不息的人才资源；新动能在市场中，利用市场机制推动“村超”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化“自媒体”的作用，培育围绕“村超”的新的市场主体，形成了推动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增长动力。通过因势利导和顶层设计，在“村超”中焕发了社会“乐子”，打出了文化“牌子”，探出了发展“路子”。这种基本经验有其普遍性的规律，成为具有极强人格化、传播力的中国故事。

　　文化多样性的意识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效能需要具备的基本意识。尽管当代世界文化的显著力量是以美英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不代表世界文化整体，而且，西方文化内部也是多样性的存在。笔者在与一位法国汉学家交谈时，他提到了多次访问中国期间遇到的同一个问题，即每次去中国参加活动，主办方都让他写英文名字，他回答说没有英文名字，只有法文名字！这看似一个小问题，却反映了一个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大误区，即认为外国人都要懂英文。笔者带学生在比利时、卢森堡访问时，发现大街上许多标识牌用的都是法语或德语而没有英语，刚开始同学们还不习惯，慢慢大家就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使用英语。因此，从当前的国际传播来看，一个迫切的需要是加强非英语国际传播内容的建设，明确“西方不等于世界、英语不等于西方”的基本认识。要以文化多样性来丰富国际传播内容，才能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有效到达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受众。更重要的是，树立文化多样性的意识，正是全球文明倡议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展的鲜活体现。

　　当代中国的数字化社会建设在全球是领先的，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也体现在中国的数字内容建设非常繁荣，尤其是以网络文学、网络短视频、网络短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网络内容生产与传播体系日益活跃，网络内容精品不断出现，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受众。笔者在对国内一些网络公司、游戏公司的调研中发现，许多年轻的内容生产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有着天然的自豪感，在进行网络内容生产时能够自觉地将中华传统民俗、戏曲、非遗融入当代中国发展场景中，通过这些网络内容的国际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都形成了广泛的世界影响。通过数字化赋能与信息化转型，通过培养具有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创造力的优秀文化人才，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市场竞争力得到大的提升。

　　当代社会传播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个人化，换言之，个人化媒体传播发达，自主性选择信息普遍，加之网络社群的形成，官方机构的传播往往不如非官方机构或个人的传播带来的影响力更大。为此，要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动员企业、高校、媒体、旅游、体育、乡村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到国际传播大矩阵中，形成全民共同开展国际传播的良好局面。笔者在贵州“村超”调研时的一个深切感受就是当地村民谈到足球时发自内心的热情极富感染力，这在国际传播中无疑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同样，笔者在非洲的调研也表明，当地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主要来自当地中资企业的行为和效果；为此，对于在海外的中国企业来说，不能仅仅是经济主体、追求经济利益，还要成为传播主体、树立国家形象，而且企业的国际传播做得好，更直接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要求。对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问题，我们现在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需要的就是“更有效力”，换言之，不能仅仅是提高重视程度、增加资金投入，不能把国际传播问题停留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境地，而是要切实深入到国际传播一线，沉浸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中，关注当代国际传播出现的新变化，找寻国际传播的新途径，并基于此重构国际传播格局，改革国际传播机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已经为当代中国国际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与丰富内容，现在最需要的是用新的战略观念与新的传播实践把这些条件和内容转化为中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舆论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在二十届中央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6]作为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国式现代化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创造性答案，将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摆在战略位置，不论对于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实现，还是对于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曾经为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日益成功且广泛传播开来，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