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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案件在立案环节就容易因证据缺失而无法立案；或者即使能够立案，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中，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捕的情况也很常见，这主要是因为案件特殊的犯罪特点决定了最终定罪的难度。几乎所有国家的案，定罪率都非常低。不同于具有公开暴力特征的斗殴、抢劫等犯罪，性侵案件具有天然的隐秘性特征。案件多发于私密空间——酒店客房、私人住所、车辆等封闭场所的案发率占总量八成以上。这类场所既缺乏公共监控设备覆盖，又鲜有目击证人存在，导致直接视听证据极度匮乏。司法实践中，关键证据往往局限于当事人陈述及微量物证：被害人身体遗留的生物学痕迹、床单上的体液、使用过的避孕工具等。这类证据的时效性极强，特别是生物学证据的DNA降解周期通常不超过72小时，及时提取与鉴定对证据效力具有决定性作用。证据灭失风险在性侵案件中尤为突出。尚不论加害人存在销毁证据的“反侦查意识”，大部分被害人受创伤后应激反应影响，普遍存在证据保全盲区。这种本能的自我净化行为虽属心理防卫机制，却直接导致微量证据的永久性灭失。
国际人权法，比如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将性自主权定义为 “不受暴力、胁迫的自由决定权”，而麦金农的 “胁迫理论” 揭示：在性别权力失衡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的 “同意” 可能被隐性压迫扭曲。本案中，部分舆论对 “处女膜未破裂” 的过度关注，暴露出“贞洁观”对性自主权的扭曲。更有甚者得出这样一种荒唐的结论：如果性行为对女性的贞洁不构成影响，那么法律为何要用罪来保护妇女呢，若按故意伤害来定罪，行为造成的物理伤害远够不上定罪门槛。现对此荒谬之言做出简短驳斥：法律保护的是“按自己意志决定性行为的权利”，而非身体完整性的物理表征。简单来说，罪的构成要素在于违反意愿，而非是否造成身体伤害。这也符合国际“性自主权独立于生理损伤” 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