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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工作，不断深化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将其作为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2020年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习在会上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2023年11月27日，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提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涉外法治事关外交工作大局。涉外法治是国家法治衔接国际法治的桥梁，能更好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保障。国际法治用国际条约等国际法形式规范和调整主权国家间关系。从国际实践看，面对国家间争端和跨国纠纷，恰当运用国际法治或涉外法治方式，可以更好占领道义制高点，有效防控风险，有理有力有节应对挑战。从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角度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善于运用法治。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在2014年6月，习主席就明确提出“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2018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宪法序言，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起成为中国外交的宪法性原则。202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作为我国基础性涉外法律，明确规定适用于我国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展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关系，从国家法治层面为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法律指引。
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涉外法治的基础。要着力提升科学立法能力，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由所有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构成的跨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涉外立法得到长足发展，先后完成了外商投资、出口管制、反外国制裁、国家豁免等重要涉外领域立法，完善制定了证券、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的涉外法律条款。其中，与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立法成为亮点。例如，自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到2024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我国已形成了由22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组成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试验田集群，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提供了重要抓手。总体来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在2023年正式通过，我国搭建起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四梁八柱”。但仍存在制度供给不够、子系统间衔接性不强等问题，许多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尚待融合，部分法律法规可操作性较弱，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必须立法先行、立改废释并举，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提供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支撑，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为坚持在正确政治方向上推动涉外法治建设提供制度支撑。要加强党对涉外法治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完善党领导涉外法治工作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涉外法治工作涉及面广、系统性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形成大协同格局。在党的领导下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全面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2023年审议通过的《中国领导外事工作条例》把党长期以来领导外事工作的思路理念、体制机制和成功实践转化为制度成果，对于确保党中央对外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得到有力贯彻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涉外法律服务是市场主体参与度最高的涉外法律活动，包括律师服务、仲裁、公证、调解、法律查明等各项内容，在提高涉外法治和国际法治参与能力，建设引导海外公民和企业自觉守法、依的相关机制，推进海外中资企业合规体系和能力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要积极完善涉外法律服务制度体系，着力培育一流国际仲裁机构和律师事务所。我国涉外法律服务发展迅速，但由于行业惯性、语言差异等原因，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中的占比相对较低，影响力与我国政治经济体量并不匹配。2022年7月，中央部署在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四地开展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24年10月，由中国等19个国家共同发起的《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谈判在香港完成。国际调解院以实现争端各方合作共赢为宗旨，将成为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家间、国家与他国投资者间以及国际商事争议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对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国际秩序稳定将产生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