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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代从校园报廊时代走过来的人，对报纸有难忘的记忆。因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者与母校南京大学的关系，我对光明日报一直抱有一份独有的敬意。提到光明日报，留在记忆深处的首先是虎坊桥旧址。1983年夏，我刚到北京，因为同学在那里就职的缘故，我造访最多的就是位于虎坊桥的光明日报社，现在还依稀记得报社楼道门口的评报栏、楼里的排字间，以及后楼的集体宿舍。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同龄朋友，不少保持了40年的交往。因为从事出版的缘故，从20世纪90年代的《读书与出版》专刊，再到现在的副刊《光明悦读》《光明书榜》，都是我长期关注、时时读到的。光明日报的读书出版主题副刊，突出对思想文化的聚焦，对书人书事的重视。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更加体会到光明日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有独钟和倾情相助。

　　就我的出版经历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出版是历经起伏的，20世纪80年代人民群众对图书的需求快速增长，但当时的图书品类较少。到了90年代，出版业遭受市场经济冲击，出版的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的矛盾严酷地摆在每一个出版人面前，而一些具有传统出版优势的名社、老社，面临的挑战更大。我所在的中华书局于1958年后以古籍整理及学术出版为立局之本，积累了大量图书精品，获得了良好的品牌声誉。进入21世纪后，中华书局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大众出版。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局庆，在“百年再出发”的历史起点，如何回到出版自身、牢固确立出版根本，《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记者庄建的长文《为了“立国根本”——写在中华书局百年之际》，适时给出了精准解读。文章用一个个历史镜头，贯穿起百年中华书局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百年文化企业发展的内在力量。光明日报还做了袁行霈、李学勤、田余庆、顾诵芬、王蒙、陈鼓应、葛兆光7位学者的视频访谈，全方位呈现学术界对中华书局所代表的文化事业的期许。光明日报对转型中的出版业关爱有加，源于对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关切，前后相续负责联络的记者朋友，可以说是最了解中华书局的媒体人。

　　光明日报和中华书局都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在过去的20年中，中华书局举办的多项文化活动，从“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伯鸿书香奖”，到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的设立及评选，光明日报都给予巨大支持。2012年秋，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由中华书局发起，光明日报社慨然应允联合举办，开赛后在报纸开辟“诗词中国”专栏。大赛颁奖典礼举行时，90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专程从加拿大回国为获奖者颁奖。尤记得在那个“前智能手机时代”，开展大赛遇到各种困难，若没有光明日报的强力推动，难有这样的奇效：首届赛事参与总人数达2160万人，短信参与总量达1.29亿人次，投稿诗歌作品5.5万首，相当于现存唐诗的总量！着实让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对传统诗词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