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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从1951年1月至1956年12月，为《新史学通讯》时期。该时期，本刊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解放初期，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史学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新史学通讯》的创办者，嵇文甫、郭晓棠、黄元起都有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较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他们就以《新史学通讯》为阵地，肩负起了在新中国史学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庄严使命。青年学着张越曾经撰写过《 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题论文，他说：“《新史学通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发展。《新史学通讯》所取得的成就和反映的特点，从一个侧面为十七年的史学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新史学通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工作者。”

　　这一时期，特别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刊物办得很活跃，组织了不少重大问题的讨论，表现了刊物主办者的学术敏锐感和洞察力。譬如60年代中国史学界关于历史主义的论战，一般人认为是发端于翦伯赞1962年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其实，《史学月刊》早在1960年就组织了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专题讨论。本刊1960年第7期发表了4篇专栏文章，专题讨论历史主义问题，并配发“编者按”说：“历史主义问题，我们认为是历史科学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而讨论现在刚刚开始，因此本刊决定把开封师院讨论中不同的论点选择几个发表出来，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把这个讨论广泛的展开。通过讨论，清除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看法、错误观点，把历史科学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同年第9期，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武汉师范学院三位作者的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专栏文章，把讨论引向深入。蒋大椿先生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一书中评论说：“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河南历史学界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相结合，并组织了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专栏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1997年，本刊的办刊宗旨作了新的调整，确立了向史学大刊和史学名刊迈进的工作思路。1980年复刊时，本刊确立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是：坚持原有的“立足河南，面向全国”的特点，把《史学月刊》办成一个历史专业的学术性刊物；进行爱国主义和教育，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为繁荣和发展历史科学，为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服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自由讨论，探求线年，我们改变了原来 “立足河南，面向全国” 的办刊思路，提出要把《史学月刊》办成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学术刊物的目标。根据这一目标，我们提出了广泛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争取一流作者；重视重大选题，放开文章字数限制；追踪学术发展，创设学术栏目，按栏目上文章；抛弃地方刊物观念，确立真正面向全国、完全以学术水平定取舍的无偏见选稿原则等工作思路。并根据建设全国性学术刊物的目标，改善编辑部的工作规范和编辑技术规范，使编辑部的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在办刊方向调整之后，刊物的学术水平与学界的影响力，有了明显的提升，目前基本上实现了将《史学月刊》由一个地方性刊物，提升一个为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有自己办刊风格和特色的大型学术刊物，成为国内史学的一方重镇。

　　我们认为，学术期刊不仅仅是发表学术成果的阵地，不是被动发表文章，而应该有一种主动的历史担当，那就是要承担起引领学术发展的历史责任。2002年，我刊发起并主办了《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中心讨论史学期刊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使命及其在历史科学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这个议题以及发起此次会议本身，就已经体现着我们的办刊理念。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提出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期，中国史学期刊除了正常刊出历史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之外，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三大任务，发挥引导、规范和推动历史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当时条件下，我们提出的三大任务是：促成并加快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建设与新的历史时代相适应的新史学；培育并确立历史学科领域中的科学的学术规范；在历史科学学界倡导并树立健康的学术风气。完成这三大任务，实际上就是我们办刊的指导思想或努力方向。

　　本着这样的理念，我们这些年在刊物的栏目设计上，稿件的采集上，很好地突出了历史科学的现实感。我们最近一些年所设立的“笔谈”栏目，选定的笔谈题目都是和现实社会和当代学术热点紧密相关的问题。比如，我们从2003年以来所设置的《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笔谈》栏目，至今已出版四期，发表了彭明、魏宏运、张晋藩、王桧林、郭德宏、王建朗、李良玉、朱汉国等15位学者的文章，研究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为今天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2006年第六、七期连发的两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发表了李文海、耿云志、李喜所、郑大华、宋志明、史革新、李翔海、胡伟希、马勇、王先明、郭双林、张昭军等12位学者的文章；2008年第3期发表的“封建译名与中国封建社会”笔谈，发表了冯天瑜、李根磻、吴承明、瞿林东、郭世佑、黄敏兰等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及这些讨论话题，既有很强的现实感，也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思想性。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为了总结30年史学的成就和发展，我们对30年史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并策划了重大选题，在固有的史学评论栏目里，发表关于30年史学的系列评论文章，邀请国内各史学研究领域的一线年史学进行总结和反思。现在已经发表了沈长云、李喜所、张国刚、李剑鸣、朱汉国、侯甬坚、王先明、孟广林、王晓德、彭南生等一批优秀的中年学者所撰写的评论文章。这个评论计划持续到2010年上半年，用两个整年24期约40篇文章100多万字的规模，系统而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史学的深刻发展、巨大变化和空前繁荣，并为今后的史学发展提供理论、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的有益借鉴。服务社会，贴近社会，既使史学研究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功能，也使我们的刊物显得富有生机和活力。

　　解放思想，创新学术，是发展学术的基本理念。我们选稿，在坚持基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鼓励作者大胆创新，特别重视有重大创新见解的论文，充分尊重作者的学术自由。1980年下半年复刊，在复刊的第一期上，第一篇文章就是《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述评》，抓住了当时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有重大争议的线期，我们刊发的田居俭的《应当对中国封建主义加强研究》、肖黎的《试论我国封建社会的改良》、董楚平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究竟包含哪些内容》、郑炎、汤可可的《太平天国本不是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等论文，在当时都是颇有思想棱角，容易引起争议、带有思想解放倾向的论文。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刊物一复刊，就有着推动学术争鸣、倡导学术创新和思想解放的强烈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