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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才只是父亲的进门，后面还有兄弟的进门呢。这显然是罗伟章“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不是侯孝贤式的“冷，冷，冷”和“远，远，远”的长镜头，如果说《谁在敲门》也有一种运镜方式，这镜头是“近，近，近”的，一个个特写，没有剪辑，世界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甚至不在意景深，他只专注于人本身，人怎么行动，就将这行动原原本本地呈现，只是，放慢了速度而已。时下，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倍速去观看屏幕，罗伟章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用0.5倍速——有时候甚至是0.1倍速去看，这就有点像拉片了。离近了、放大了、缓慢了看，能看出什么呢？此时，取景器里的人就像天神，他的一言一行仿佛都包含着远远大于本身的意义，二维升阶成多维，一个转身、一个行动都有着开天辟地的意义，值得反复寻索。这意味着，一开始，罗伟章就设定了一种语法，他的人物个个都蕴含深意。他是将所有人物放在火上烤，他更是将他自己放在火上烤。如果火焰不能灼烧出无穷无尽的意义，那么，小说就会灰飞烟灭。
缓慢，还来源于插叙的创造性运用。没有什么比插叙更能放慢速度了。就好比，你可以一步从A到B，也可以从A出发，途径无数个岔路、无数条歧路，最终抵达B，而插叙就是后者。倘若一定要概括，《谁在敲门》讲的无非是为父亲庆生、父亲生病、父亲去世，以及父亲去世后家族的崩解。叙述者偏偏有本事带领我们旁逸斜出，翻过山跨过海，再溜溜达达回到家。比如，在为父亲庆生这一部分，每敲门进来一个人，就会牵出一串人的故事。随着青梅的进门，带出了亚琼的故事；二哥二嫂带出了他们的女儿女婿小兰和贵兵的故事，小兰和贵兵的故事带出了他们的大女儿聪儿的故事，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人物成群结队地来，故事宛如青山连绵浩荡，人间万象尽在其中。这是《谁在敲门》的妙处——它是反戏剧化的，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情节，我们忘了追问个究竟、讨要个结果，而是迷失在一个又一个丰沛的细节中，而看似微小的细节却往往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正如芥子纳须弥，细节中自有乾坤。这是大与小的辩证法，也是快与慢的辩证法。
关于为什么读小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有的人是为了消遣，有的人是为了志业，这之间无高下之别。如果要我来回答，我的兴趣自始至终在于人。他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何以如此？灯光亮起，一个世界开始苏醒，小说里的人物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去生活，而我们在凝视他们的同时增进了对自己生活的理解。好的小说总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人的理解还可以丰富一些，更丰富一些。现在，《谁在敲门》有力地证明了“缓慢”是抵达对人更丰富理解的必要之桥。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得以揭开一层又一层僵化的刻板印象，抵达对人更为深刻的理解，而所谓深刻的理解势必建立在共情的基础上。在《谁在敲门》里，叙述者教会我们如何带着悲悯之心去看每一个人，哪怕是露面不多的次要人物。
比如侯大娘。这个人物其实是作为母亲的伴生人物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用小说的话说，“侯大娘是母亲的死对头”。她天天寻着母亲吵架，为一切鸡零狗碎的事情吵，即使没有事情，她也无中生有地找到事情吵。侯大娘这样一个人物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即使不在燕儿坡，我们大概也多多少少碰到过这样的人，并留下过恐惧与厌烦的印象。“侯大娘在我眼里，都是黑色的，无论哪个季节，无论她穿多么花哨的衣服，都是黑色的阴影。她的一举一动都让我害怕，一言一语，都让我觉得大有深意。我疑心她晚上也不睡觉，只披头散发地坐在夜色的深渊里，隔着一层削薄的板壁，向我们母亲下咒语。”倘若仅仅停留在这里，我们对侯大娘这个人物的了解仍然是这一类人物的刻板印象，或者说，她仍然远在我们的理解之外。对于不理解的人，我们常用的办法是将其道德化。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侯大娘是一个“不道德”的人物。她虐待儿媳，寻讯滋事，扰乱乡村的平静时光。要打破这样的刻板印象，须引入新的细节。小说提供的一个让人揣摩的细节是，当母亲濒临去世，在回光返照的时刻要求起身去火塘边坐一会儿的时候，侯大娘出声制止，她以她的见识识别出生与死的交汇点，断言“把光涵住，还能活，光一散，就活不成了！”母亲在火塘边的去世也确实验证了这一点。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死敌”，她为什么要天天来探望母亲？如果她是一个“恶人”，她不是盼着母亲死么？由此，对侯大娘的理解打开了些许缝隙，有光在透进来。如果我们肯看得更多一点，抛开她好逞口舌之力，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她的能干、硬朗，看到她八十岁以后还能砍柴，能挑粪，走路风快。和她的快形成鲜明对照的她的老伴贵爸，“慢得像是静止”。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是，“他从床边走向伙房，出脚时，侯大娘挑粪去淋庄稼，爬坡上坎地走几里路，把庄稼淋了，还可能割了半花篮牛草回来，他才走了一半路程。”将侯大娘与贵爸并置，以慢写快，这快就愈发鲜活了。能干的人大多有着蓬勃旺盛的生命能量。可惜，燕儿坡无法给侯大娘提供释放生命能量的渠道。作为一个大体上也不自知的人，侯大娘释放生命能量的方式是吵架。她和燕儿坡的人，没有不吵架的，就连跟哑巴、跟狗跟猪都吵。母亲只是她就近找到了一个对象。她要以她的横冲直撞、她的无理搅三分、她的揭人隐私将平静的乡村翻腾起来。翻腾起来，是为了扩充她的疆域，也是为了捕捉并传播乡村的秘密。说到这里，我们大约会赞同叙述者对侯大娘的评述——“侯大娘没念过一天书，但她心里有世界，小小的燕儿坡，与她心里的世界全不匹配，这让她寂寞。她不想寂寞，就翻波涌浪，要把燕儿坡捣鼓成她的那个世界。”理解了她，我们大约就能理解生活中碰到的这一类人物，理解一个人行为表象下浩瀚幽深的心灵。
事实上，侯大娘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人物，像她这样的人物，在《谁在敲门》中可真是太多了，留给他们的笔墨也并不多，但往往就是这么寥寥几笔，他们的一生映照如新。这是一个好作家的功力所在。我们记得身在富庶人家，但突然之间被欲念抓住的张大超，偷了钻锚被判刑十三年，毁掉自己的一生；记得给孩子洗澡的时候被叫去打牌的亚琼，忘掉了在热水中的孩子，致使孩子骨肉分离，她自己也精神崩溃；记得因为吸毒被铁链套进黑屋的何老三的儿子发出的号叫；记得如此孤独的、想把自己施舍出去做地母的贺怡；记得儿时唱哀乐唱得兴兴头头的马儿；记得不着一丝纱死在情人床上的鄢敏；记得成绩出众却高考屡战屡败回家当阴阳先生的刘显文；记得早慧的要陪三外公抽一支烟的小少女聪儿……哦，太多了。他们像散落在银河里的一颗颗星子，有着自己运行的轨道，偶尔与其他的星子交汇，发出让人难以忘怀的光，然后消失。《谁在敲门》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也正在于此，上百位人物以自己的方式在小说里打马经过，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影子。
如果说次要人物以其强烈的戏剧性令人一瞥惊鸿，那么，小说的主要人物则以血肉饱满、颗粒分明、乃至于充满矛盾的性格特点唤起我们的共情，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人，倘若看仔细些，甚至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显影。不妨让我们来看看年轻一代的“翘楚”四喜吧。四喜是被人们所谈论的“人物”。被谈论，往往意味着他身上有着卡里斯玛型人格，尽管他可能一文不名、一无所有。在小说中，四喜第一次被提起，是在给父亲过生日的家族聚会时，说起燕子“命不好”，人们将之归咎于四喜。因为四喜骗了她去做传销，四喜不仅骗了他的亲妹妹燕子，“还骗了兄弟、二姐、幺妹和小兰。几家人扔进那窟窿里的钱，足有二十多万，还不算路费和误工费”。这奠定了四喜的主性格，喜欢骗人。这么说来，传销倒是与他相当匹配。四喜的“丰功伟绩”体现在他擅长通过描述把令人目眩神迷的外面世界带回这个相对封闭的乡镇小世界的。“说经济，他懂一些，说法律，他懂一些，说军事、历史乃至音乐，他都懂一些。他甚至会拉手风琴。”他还写诗呢！至少发过来的诗，让“我”这个诗人也觉得好，“诗里的孤独、无奈和迷茫是真实的”。四喜的魅力就在于，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空空如也的空，但他却不时从这空中掏出实来，虽然这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空。当然，四喜的魅力更体现在他的情感生活中。他似乎尤为擅长以做戏来赢得女人的青眼。他和哈尔滨女孩申晓菲的故事，在生日宴上事先预告，然后在葬礼上隆重登场和出演，虚中有实，假假真真，让我们见识到他是如何在真与假中臻于化境。四喜并不是一个人，像燕子的男朋友达友，多多少少也有类似于四喜的性格，就像“金陵十二钗”有正册也有副册一般，这不禁让我们思考，这是不是乡村青年的一种基本命运。像四喜这样的青年，没有资本没有人脉没有倚仗，让他像父辈一样困守于土地显然已经不可行，又未能走通“小镇做题家”这条路，他们在大流动的环境下见过一些世面，努力又跟不上自己的见识，生活和处境大抵都是如此吧。他们带着一腔谎言，走南闯北，试图骗过别人，但往往只能骗了自己。在他们看来，这世界是一席盛宴，他们只能赶个晚集，哄抢些残羹冷炙。
其实，在《谁在敲门》中，我们发现的还不止是一众独具个性的人，而是人的生命状态、生命处境。这种状态与处境超越了一时一地，映照在许多人的生命中。比如，日渐隔膜的父子关系。“我”之所以返乡，是为了给父亲过生而来，但事实是，“我”已经完全不习惯跟父亲单独相处了。“我”要么求助于兄弟的在场，化解这份尴尬，要么只得以怒气冲冲的方式不自觉表达这份不习惯。说起来，在母亲过早离世后，是父亲把兄弟姊妹拉扯大，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家，父亲对我们也是慈爱的。但偏偏，这慈爱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尊重，即使是他的儿女，也并不对此感恩。他们这样为自己辩解，“世间的慈爱，总给人弓腰驼背的可怜印象。慈爱者大多没有锋芒，别人投过来的，是屎尿是刀枪，都只能受着。我们常常看不起父亲的慈爱”。某种意义上，这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掩藏在人们讴歌父母的慈爱之下更为冷酷无情的真相。既然父子之间的精神联系已经微弱到近乎于无，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撑“我”以极大的耐心在医院守护父亲呢？除了为人子的责任感以外，程护士大概是某种隐秘的原因。在病和老攻城略地的战场，麻利看护病人的妙龄女子程护士是美的象征，也成为某种心理标尺。“我”不自觉地为她振奋着精神，注入耐心，捱过守候在病房里直面人生苦痛的寂寞日子。或者，程护士也是“我”的幻觉，是“我”借以抵抗病痛的心理依靠。这也是为什么，将父亲送出院后，“我”要去跟程护士道个别，却发现程护士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没有一个人长得像她”。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画一下家族树吧。父亲是这个家族的起点，他和母亲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构成了今天看来颇为庞大的家族。大哥老实厚道，他的角色近似父亲，曾经是这个家庭的舵手，以长兄如父的气度成为弟妹的依靠，时代翻新，他也成了被翻过去的篇章，终日与土地、山野为伍。可以说，大哥是我们的来处。二哥是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他天资聪颖，好读书，可惜并没有获得离开土地的托举力。显然，逼仄的乡村提供给读书人的空间实在有限。二哥的那些书，被二嫂当作烧火的燃料烧了，成为他无法诉之于口的隐痛。乡村唯一可以接纳知识分子的时刻，是红白事的时候，二哥做礼生、刘显阴阳先生。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二哥、刘显文等才焕发出不一样的神采。他们的知识，是从乡村的土壤上长出来的，有回馈乡村的实际的功用，也潜移默化地保存着乡村的根脉。“我”是通过求学离开了乡村的知识分子，在大城市有一席之地，成为一个家庭的荣耀和体面，也渐渐远离了乡村。兄弟是典型的农村家庭的幺儿，不太能吃苦，在乡村和城市之间逡巡，也是养老的基础性力量。姊妹中，大姐扮演了类似于母亲的角色，特别是因为大姐夫当了村支书，有权也有钱，更加成为这个家族的中枢地带。二姐胆小自私，跟二姐夫在外打工，对大家族参与不多。幺妹很小被送养出去，跟这个家族保持了若即若离的联系。第三代就更为分散与庞杂了，他们中既有像大姐的儿子李志这样的乡村纨绔二代，也有四喜这样成日奔波在外，但是没有人说得清他在干什么的浪荡子弟，既有像燕子这样心地善良、在外勤勤恳恳打工却一再遭遇情感波折的乡村女性，也有像小兰、青梅这样在小镇上生活，要么无所事事要么沉迷于牌桌的在地者。由此可见，这些人物既是他们自身，某种程度上又承担了结构化的功能，在社会结构体系中有自己独特的位置，是我们勘探乡村生活世界的指示牌。
那么，如何借助微妙的关系洞开生活世界的大门呢？姑妄言之，小说采用了弱戏剧矛盾的方法。表面上看，一潭平静喜乐，而人心的犹疑、晃动、缠绕犹如湖底的暗礁，让平静变得嶙峋，并在某些时刻掀起轩然。小说从为父亲过生开场，矛盾就暗藏其中。兄弟把父亲送到大姐家过生，无论是兄弟还是父亲，都是不大情愿的。对于父亲来说，他内心深处未必没有女儿外嫁是客的老思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常年与土地为伴的人，他过惯了山里的日子。大姐在镇上的房子，对一个老人而言是冰冷的，没有火塘，就没有热乎气。再者，对于更加现代卫生的家居环境，父亲也是畏惧的。他不会用抽水马桶，不会开煤气罐，又不肯麻烦别人。到大姐家过生，他是拘谨的。兄弟也盼望着在自己家给老父亲过生，兄长姊妹到他家闹腾一日，也确认他是主人。但是，作为家庭的，父亲和兄弟说了都不算，更何况他们根本都没有说话的机会。在省城工作的“我”回到大姐家，“第三个动作，就是给兄弟打电话。我不是跟他商量，只是告诉他，说我回来了，叫他把父亲送到镇上来，也就是送到大姐家来。他说……我没让他说，就把电话挂了”。从这段叙述看，“我”的强势可见一斑。但是，如果将这里表现出来的强势与“我”性格的温吞、不懂得拒绝对照来看，就颇有意味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年老、家贫就先天构成了弱势的因子，即使在家这样的偏私人环境中，弱者也很难获得说话的机会，更遑论按照自己意志生活了。所以，住在大姐家的父亲是拘谨的、局促的，只有兄弟在，他才能稍微放松一点，这大概也是对相似处境的确认吧。从父亲在谁家过生，引申出来的没有爆发的矛盾是父亲跟谁住的问题。父亲想跟幺儿住，除了生活习惯以外，多少也有兄弟挣钱的活路不多、想补贴他一些，也帮他留住媳妇的因素在。其他子女，多多少少会吃醋，即使是不甚在意钱的大姐也会偶尔刺那么一句。表现出来的，就是哥哥姐姐都说弟媳待父亲不好。在这桩事体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难断孰是孰非，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占据了情理的上风，也是真的。这就是生活，割不断的血缘亲情是真的，在亲情中的小算计小心思也是真的。这是小说家的才能。他洞察一切——人心深处那一点连他们自己都觉察不到的十分轻微的颤动，他十分清楚心灵的琴弦究竟因为什么而被拨动。他设身处地地写出每一个人的真理，他真心实意地体贴他们、同情他们。他三言两语解开纷乱如麻的人情，让我们仿佛第一次看清楚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又忍不住叹息。叹息什么呢？人情如纸，薄得透亮，市侩、功利主义裹挟着我们，要到哪里去？
这一切，在父亲住院这一大事上，我们看得更清楚。父亲被送到镇卫生院，被告知需要送到更大的医院才能确诊是否脑出血，却迟迟不见孩子们的动静。所有人都在等着“我”回来拿主意。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所受教育程度较高自然而然成为这个家庭的决策者，另一方面，做决策的人也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哪怕大姐和大姐夫家经济状况良好，在传统儒家道德观念里，女儿并不是第一责任人。面对躺在床上不知人事的父亲，家族里人人表现各异。“大哥走到床头，看了两眼，问昨晚的情况。……大哥说：‘怕是没多大救头啊。’”“二哥站在靠门的位置，勾着身子，扯着嘴，朝父亲望。”“二哥说：‘屁的个救头！’”大哥和二哥虽然话的意思差不多，但是站的位置，表达的方式，能见出二人性格的差异。为什么大哥二哥在医生查房以前得出了差不多相同的结论呢？这大概也代表了乡村对于疾病的基本看法。他们甚至也不吝于当着父亲本人表达这个相当残酷的结论。结果呢？“大哥打电话的时候，一直没睁过眼睛，也没回答过我们问话，甚至对我们问话没有任何反应的父亲，静静地流出了两行泪水。”父亲的流泪，证明大哥对他死亡的预告全数进入他的心里，这眼泪是对生命的留恋与不舍。父亲的眼泪，同时也牵动了兄弟的眼泪。“兄弟过去，用手为父亲揩，揩着揩着，就左手揩父亲的，右手揩自己的。左手揩得少，右手揩得多。我背过身，跟二哥说话。是不想二哥看到兄弟流泪。”眼泪这个细节，某种意义上也验证了为什么父亲更愿意跟幺儿一起住。这是流淌在家庭内部的情感之流，虽然日渐微弱，是把家庭内部成员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对他们更大的考验是，什么时候停止治疗？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习俗问题。习俗背后，是对生命的漠视。若干天后，在应医生要求给父亲输了一支价值四百八的白蛋白后，经济的压力再度以直观的方式降临，兄弟们开始商量是否要让父亲出院。大哥和二哥都是主张出院，大哥的理由是天气，担心一旦下雨想把父亲搬回家就成了难事。二哥更直接，表示他这次来倘若不把父亲弄回去就白白耽误了功夫。事情发生转折是在二哥PUA兄弟之后，当他提出来倘若父亲成了植物人，谁能像陈九服侍养父一样服侍他。显然，对于极端情况的想象一下子击垮了所有人。“我”当机立断做出送父亲回去的决定。我们都知道，这个决定重逾千斤，大有可能是生与死之间的关隘。“这句话刚出口，所有人都轻松了。也包括我自己。”做决定毫无疑问是艰难的，但艰难之后的“轻松”也投射出了为人子无法言说的对于爱与责任的复杂心态。
果不其然，从医院回到燕儿坡以后，父亲就去世了。葬礼是小说的小高潮，特别是大姐的哭灵，让失去亲人的悲痛攀升到了最高峰，随之而来的是情感的溃散。维系一家人纽带的老父亲不在，一个家族就四散成核心小家庭了。这种无可挽回的溃散，是被若干事件推动着一步一步到了如此地步的，燕子和秋月堂姐妹之间因为达友反目成仇；四喜以申晓菲为名再次从亲人手里骗走五万块钱，彻底伤透了亲人的心；二姐和幺妹因为父亲葬礼上大姐送的礼金生了芥蒂；二姐家希望“我”和大姐夫帮忙办执照，未果之后基本断绝了往来；大哥二哥被要求搬迁、大姐夫入狱、大姐自杀，人世间一切都不长久，更遑论本来就脆弱的亲缘。生活的冰霜一步步逼近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万物凋零。
“人与人之间，的确存在不可估量的联系，每一种联系都不能彻底解释，却都隐秘地成为你命运的一部分。”诚哉斯言。罗伟章以煌煌六十万言证明了像血脉一样密布在我们生命中的关系之网怎样深刻地塑造了我们，而关系丧失的过程其实也是丰富而立体的“我”逐步解体的过程。《谁在敲门》描述出家庭内部微妙而重要的人情世理，深刻展现出转型过程中家庭是如何成为不同意识形态话语竞争的领域。随着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盛行，经济超越了情感，成为当下人们的第一需求。人们强烈要求家庭与亲属网络成为资源的供给与达成社会成就的工具，倘若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家庭关系成为人们迫不及待逃避和回避的对象。这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个人主义家庭主义压倒了儒家家庭主义，成为新意识形态。小说家的价值就在于，他不仅让我们真切地看到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还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因此失去了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了，《谁在敲门》之所以牵动我们的心灵，在于其对跨越了乡村、小镇和城市的生活世界完整而丰沛的表现。它既不标榜过分纯粹的理想主义，也不陷入功利主义的陷阱。它的叙述者不是斩钉截铁的，而是带有几分犹疑和不确定，混杂着对于情怀、欲望和冗长平淡生活的接纳和包容。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历经世事仍保持着纯真的叙述者。依我之见，即便停留于此，这已经是一部好小说了。难得的是，小说还打开了乡村政治生活的维度，深入肌理之中。不妨多说两句。当下，生活世界的书写者与政治世界的书写者大抵泾渭分明，如隔鸿沟——前者认为后者固着于单一意识形态，是对生活世界的斧削，失去了认知复杂的能力，后者则认为前者停留在表象，缺乏提炼、抽象与赋形。这是当代文学大潮起起落落的结果，本不必强求。但是，有人敢于跨越鸿沟，一翼是生活世界的海水，一翼是政治世界的火焰，就让人格外惊喜了。
我们对于乡村政治生活的认知，主要是通过大姐夫李光文这一人物获得的。作为村支书，李光文既是乡村基层政治的执行者、承载者，又是观察基层运作方式的一双眼睛。甫一出场，李光文是深得乡村政治三味，游刃有余、志得意满的形象。对下，他在村民中有威信，有口碑，主要缘于他事事肯为村民的利益去争取。比如，在全镇没通乡村公路的时候，他就上下奔走，把李家岩的路凿通了，非但不要村民出一分钱，还为他们挣好处；再比如，杨侯山遭雷劈发山火，他一个昼夜冲在头里，小腿和脊背都被烧伤也不休息，忙着安置受灾户。有村民作为底气，他在上级领导那里，也颇说得上话，不仅管辖范围内没有令领导头疼的“”事件，领导遇到难处了，还为领导分忧解难，自然，这法子也说不上合法，也为他日后的生涯埋下了隐患。
作为一个乡村能人，李光文魅力的一部分体现在“说理”上。小说两处写到了他的“说理”。一次是与新来的天然气公司高经理的说理，一次是在村民鄢梅情死之后协调各方，平息这起伦理事件所掀起的人心波澜。一是对外，一是对内，恰好应对了村支书的职责所在。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抹平”各种难断难平之事。与天然气公司的说理，实质涉及资源在地方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协商和博弈。在高经理的认知中，天然气资源是国家的，他自己是“公家人”，“地方”并不在他的视野里。李光文的一番软硬兼施的说理正是为了改变他的认知。他先是点明灰狗儿的五保户身份，但并未被对方看到眼里，于是他作势不管，逼着对方肯好好听他说话。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先是立足于道德的制高点，承认国家之于地方的优先级，强调地方本身是国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国家争利的“对立面”——“山是国家的山，水是国家的水，靠了这山水养育世世代代的子孙，”“而今有了天然气，还把这气送到了上海，西气东输是国家战略，我们这里，也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就为这个，我们就舒心。”“我们觉得，国家不容易，先顾了大头，才能顾小头。”这番话既有大义，又在个人感情上暗示了“我们”和高经理具有某种一致性。在“家国一体”的格局下，他转而谈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地方”为此作出的牺牲——“要说利益，你们交的税，市里也没得几分，更别说县里，更别说村镇。回龙镇至今还是用气罐，村上么，跟千百年前一样，照旧烟熏火燎地烧着柴火。真要不用的话，理由比河沙还多！但我们没有不平……”这是示之以弱，动之以情。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强调这一地方的强悍的民风与历史渊源——“这里是穷山恶水，却也是大山大水，这里人是巴人的后代——巴人听说过没得？巴人除了打猎，就是打仗，往那战场上一站，唱唱跳跳的，就吓得一国投降，要不是昏庸的苴国国君和贪财的蜀国国君引进了秦军，难说是秦统一中国，还是巴统一中国！”追溯历史是为了服务于现实的，暗示倘若天然气公司不与民让利、激起民愤，不是那么容易摆平的，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李光文自己并不是那胸无点墨之人。讲了历史之后，接下来讲现实。天然气公司与地方分利的现实依据是，客观上地方为公司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个意思仍然是从大处起笔，“可千不该万不该，开口国家，闭口国家，好像这里的天然气是国家的，这里的人就不是国家的，这里的天然气和这里的人，没有半根毛关系。怎么能没有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只是水土养了人，还是说人让水土生光。如果这里是野山野河，蛇蝎遍地，虎豹出没，你们敢进来吗？能进来吗？就算能，一动一静，有现在恁方便吗？”说起来，这几乎就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现代版了，从一个村支书口里说出来令人哑然失笑，在言辞上他混淆了国家和地方的概念，将这里的人说成是国家的人，理直气壮要求分一杯羹。最终，他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我们吃着山山水水这口饭，你们吃着天然气这口饭，这里给了你们一口饭，难不成就没有丝丝儿的热心热肠？要是换了我，把这里的大人细娃，都会当亲人看待！”他还把高经理的前任抬出来，迫使他萧规曹随。如果说，这一部分是讲“道”，是情理，这还不算完，他还要站在高经理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替他想，婉转告诫他，倘若他不能处理好与地方的关系，势必会给上级留下无能的印象，影响他的仕途升迁。
这一番话确实是绝好的“演说词”，用“我”的话说，“那不只是道理，还是气象”。有义理、有文辞、有情感，还不乏层次和角度，从对方的角度着眼，上通天、下达地，任何人听了这番话，大概都会像高经理一样，心里受到极大的震动，手抖得连烟都拿不稳。结果呢？经过他的说理，原本棘手的事情迎刃而解，原本站敌对立场的人化干戈为玉帛，成了他过命的朋友。回龙镇李家岩落下了多少好处我们并不知晓，我们知晓的是，“高经理现在也成了大姐夫的朋友，经常到镇上，请大姐夫喝酒。公司里的废铁，高经理都是送给大姐夫，大姐夫再找货车拉到县城，出手卖掉。废铁多得很，有时一次要拉好几车，价钱也高，一块钱一斤，大姐夫从这里挣的钱，足以抵过几家人的收入”。也就是说，水土养的这个抽象的“人”，最终具体化在了大姐夫个人身上。“气象”成了个人获利的工具，这“气象”也是镀着铜光的气象了。
与“说理”相配合的是“用人”。倘若没有灰狗儿“身先士卒”地往车轮底下这一躺，李光文恐怕也没有机会跟高经理说这番有“气象”的话。可以说，灰狗儿是成就这“气象”的基础。在许多人眼里，灰狗儿是那种典型的二流子，游手好闲、腌臜，偏偏李光文以一村支书的身份肯与他“折节相交”，平日里递包烟的，人前显示出几分对他的尊重，这就不免令灰狗儿感激涕零，愿意为李光文冲锋陷阵了。在乡村诸多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中，灰狗儿扮演的是一把刀，有了刀在手，李光文就有了腾挪的空间，有了立威与施恩的余地，于是，许多在别人那儿无解的难题，只有他出面才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可以说，在李光文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权谋”的浸染。他擅长揣度人心，抓住人心中对于利益的渴望。他深信，只要寻找到利益的接榫点，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条船上的共渡者。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只存在“利益”二字，只有围绕着他的内部圈层不多的那么几个人，才有真实的情感往来。李光文这个人是复杂的，但是他对于世界的认知又是单一的。
手握利益这一最大砝码，李光文算计人心，利用村支书这一位置，将公共资源为己所用。他与何老三合作经营挖挖机和采砂船，无须动手，就挣得盆满钵满。他放高利贷，自忖借高利贷的人都跳不出他的手掌心。一朝威权在手，就有人如同飞蛾扑火，哪怕卑躬屈膝，也要借几分这威权的光。比如广里，比李光文和大姐都要年长，却要来认干爹干妈。身无所长，能投名的无非是一身力气和土地里的出产之物。他天天上门来干活，直到大姐扛不住为止。“自从有了这个干儿子，稍微费力的活，大姐就没再干过。”“广里送给大姐的，比他自己吃的还经心。”这般做小伏低，换来的是在别人面前的趾高气扬以及政策的偏向。此前广里备受邻居欺负，认了大姐做干妈以后，他一转身成了欺负别人的人。由此可见，为什么人人对权势趋之如鹜，也部分解释了李光文性格何以如此。
李光文的败落就是如此。有意味的是，他不是败于终将到来的正义，败于公平，而是败于权谋。“韩书记恨他。这恨，在韩书记当副镇长时就种下了。恨和爱不一样，爱种下去，不一定生根发芽，恨是一定要的。恨比爱顽强。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说的就是恨的顽强。有些恨发不出来，一辈子捂在心里，就在心里变成了石头，最终把整颗心化为石头。大姐夫从没得罪过韩副镇长，但那时候，他在书记和镇长心目中的位置，超过了韩副镇长，就为这个，韩副镇长恨他。当韩副镇长成了韩镇长，进而成了韩书记，恨的种子就破土而出，长成大树，枝繁叶茂，把大姐夫罩住。大姐夫成了阴影里的人。”简而言之，是来自官场上的记恨与村民对于他所独占利益的嫉恨让李光文此前的种种不合法暴露了出来，把他送进了监狱。
《谁在敲门》自始至终萦绕着挥之不去的悲凉之雾。悲凉是对生命有限性的体察与觉知。在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中，大概很难有斩钉截铁地与命运的绝对对抗，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感慨往往如影随形。那是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是庄子的“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是王勃的“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也是张若虚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是曹植的“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也是白居易的“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可以说，在个体生命的有限与宇宙生命的无穷之间所生的虚无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待时间、生命的文化态度。那么，这一文化态度在今天的小说中又该以什么形貌出现呢？
凝视死亡毫无疑问是一种，尤其是，小说可以提供更大的空间，去展现死亡是如何来到我们中间，迫使我们与之直面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谁在敲门》的潜在主题其实是死亡，以父亲的死亡写生命的凋落。生日聚会上父亲的流口水是死亡的预告，在县城住院是死亡的前奏，乡村保留完好的丧葬礼仪是死亡大张旗鼓的正面现身，葬礼之后一个家族的分崩离析是死亡的另一具分身。小说以阖家团聚为老父亲庆生开篇，然而并不写生之欢乐，而是以无所不在的寂寞提醒我们，父亲已然来到了生命的冬天，时间的罡风吹过，熟透的果实将从生命的枝头坠落，重新回归大地。关于父亲的生日，小说中有这样一段颇具“挽歌”味道的抒情：“年份不可重复，日子却周而复始，日子仁慈地去了又来，让人不断新生。然而，到父亲这年纪，所谓新生，只是反方向的约请，是零背后增长的数字，界点已经越过，再快的脚步，也追不上，因此每新生一次，世界就远离一次。父亲是离世界远了，他生日的全部意义，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让儿孙团聚。能聚的人越来越少，表面的理由万万千千，最深层的，是父亲正在远离。”为了离散的团聚，朝向死的生，如此种种，构成了一套隐喻系统，将时间推到了前台，唤起了我们心灵深处的“悲感”美学密码。
这番话讲得精彩极了。正如陈眉公在《小窗幽记》中说的那样：“人生得道，生死老病四字关，谁能透过？”面对死亡的难，也包括了面对脏。在零零种种的死亡中，让我最难将息的是大姐的死。大姐是这个家族的枢纽、也是这部小说的价值基石。大姐幼年丧母，在李光文一穷二白的时候嫁给他，两个人随即到新疆去讨生活。在新疆，他们感受到薄如蝉翼的亲情的伤害。随后，大姐夫入狱，大姐因为怀孕返乡，与婆婆一起生活。生活于她是难的，除了窘迫的经济状况以外，还有来自婆婆的虐待。她不是不恨，然而在她有能力后她选择以德报怨，她甚至不明晃晃地亮出这“德”来，因为，表演出来的“德”就不是真的“德”了。对于这个家族的兄弟姊妹、下一代、下下一代，她都深感有责任。但是，最动人的是她对陌生人的善意。她是十多个留守儿童的干妈。当她眼见善良的哈尔滨女孩申晓菲要落入四喜的情感陷阱中，她宁可忍受亲人的非议，也要连夜把申晓菲送走。这是一个人朴素的道德感。这么一个不断迎来生活出拳，也以自身的坚韧不断承受一切的女性，在象征体面和尊严的红灯笼被取走后上吊自杀。小说到此戛然而止，仿佛缓缓流淌的河突然撞上了千仞绝壁，在读者心理层面撞出了万丈水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