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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获得这一层面看，获得感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获得感产生的逻辑前提有二：一是改革发展取得了实际成果，二是人民群众共享了改革发展成果。这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前者意指从国家或社会整体的视角看是否取得了改革成效和发展势头，其侧重点在发展总量的提升；后者意指从不同群体直至个体自身的视角看社会成员自身能否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获得实际收益，侧重于结果分配的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讲，获得感这一概念，天然兼顾公平与效率、全局与部分、集体与个体的不同诉求，超越了西方文化经常出现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体现出既追求发展又兼顾公平，以持续发展不断改善公平的“兼得”意识。这种意识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和中国传统的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是获得感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下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良政基准和善治标尺”的文化渊源——它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和政府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提出的、具有浓郁中国气质和鲜明时代气息的概念创新。
从获得体验这一层面看，获得感是客观成效与主观认同的有机统一。只有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感受到获得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享了改革发展成果，就必然会产生获得感，更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产生同样强度的获得体验。作为一种主观体验，获得感必然要经过社会成员自身的认知加工，它虽然在根本上受制于社会存在，却不能时时刻刻反映社会存在，也可能受到社会舆论、个体心理预期、近期社会事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甚至扭曲。在现实中，这意味着可能出现“有实际获得”却没有“获得感”的异常情况，即客观上群众确实已经得到了实惠、享受了福利，但并未对此产生心理认同。如若缺少这种主观认同，国家治理的成效检验就缺失了关键一环，无法形成国家治理与群众满意之间的有效联动，需要对其成因进行具体分析并加以解决。
设定测量目标。通常有两大类测量目标：一是测量特定领域的获得感，二是测量特定人群的获得感。特定领域的范围大小和人群的划分方式，决定后续技术路线的实施。例如，测量特定领域的发展绩效，指标较为简便直接；而衡量全社会改革发展的整体绩效则较为困难，需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或寻找较敏感的少数关键性代表指标，同时结合强有力的理论分析，论证综合指标的全面性或代表指标的有效性。在衡量并比较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时，如根据人口学维度划分为青年人、老年人、育龄妇女等，应偏向于采用综合指标，尽可能全面地罗列所有影响因素，重在体现全面性；而根据特定事项或治理任务来对应具体人群，如通勤人群、患者、投资者等，则需要聚集特定议题建立少量关键指标，重在突出代表性和时效性。
衡量客观获得。客观获得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在测量时均应侧重于从具体个体或群体的角度衡量其实现水平。广义的客观获得指生活水平的提升程度、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等综合指标，有时也可采用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关键指标作为代理指标，其重点在于如何设计合理的权重指标和便捷的加权方案，使不同测量属性的指标能够合理反映客观获得的整体状况。狭义的客观获得则随具体政策或治理领域而有所不同，如环境治理获得、健康治理获得、教育减负获得等，可指向不同社会民生领域，需要设计具有领域特殊性的量化指标，其重点在于建立能够反映特定领域实际获得的操作化指标。同样地，根据人口学维度划分的群体获得多采用广义的客观获得指标，根据具体事项划分的群体获得感则更适宜采用狭义的客观获得指标。
评定主观体验。这是测量获得感的难点所在。现有研究多采用生活满意度、政策满意度等作为主观指标，其优势在于简洁直观、易于操作，局限在于不能很好地体现获得感一词的丰富层次，且易与幸福感等概念及其测量指标混淆。还有一种指标建构思路是将获得感分为若干二级维度，如将其分为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其优势在于能较全面反映获得感的理论内涵，局限则在于条目多、耗时长，较难直接应用于大规模社会调查中。如何综合两种测量方式的优势，在全面与易用间找到适当平衡，还需进一步探索。此外，获得感的测量一般都落实在个体层面进行数据采集并以线性加权的方式汇总，从而形成不同区域的平均获得感。其优势同样在于简便易行，其不足在于均值指标并不能完全精准反映不同群体间获得体验的强度差异，这需要通过发展更具敏感性和更健全的指标或测量方式进行弥补。
发挥作为共享概念的知识建构功能。获得感源自治理实践而非某一学科内部，因而对这一概念的学理阐释必然涉及跨学科的合作，能够同时驱动不同学科围绕这一概念调整学科资源、汇聚学术共识、推进知识生产。事实上，获得感已成为联接不同学科的共享概念，成为承接不同学术资源的连接器和传送带。它既能关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政治学概念，也能关联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社会治理等社会学概念，还能关联治理绩效感知、主观社会阶层、共享社会事实等心理学概念。此外，它还不断渗透至传播学、经济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分支中，创造出许多鲜活生动的语义运用。全方位的渗透、多面向的使用，将进一步强化其学术基石地位、激发其知识建构潜能，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概念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独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