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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文化学作为一个学术视角、学术领域并不是全新的概念，早在1993年出版的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中就收录了“新闻文化学”的词条，其定义是“研究新闻传播中人类的文化心理、文化意识和新闻传播的文化机制（非物质）的学科，是介于新闻学与文化学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2]值得关注的是，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学科的边缘性，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新闻文化学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重视。从中国知网搜索来看，以“新闻文化学”为题的论文，相关度高的仅有1991年的一篇文章《新闻文化学研究的形成机制探析》，而且下载量仅过百[3]，正所谓写者寥寥、看者寥寥。该文作者在2001年出版了《新闻文化学》一书，对新闻文化的学科概念进行了分析，此后也有学者在2011年出版了专著《新闻文化研究》，总体来看，新闻文化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还处于边缘位置。

　　巧合的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的第一届到第四届理事会会长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而范敬宜与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一任和第二任院长，总计近二十年。范敬宜在清华大学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期间，特别谈道：“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培养新闻人才源头的新闻院系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但是很少听说有哪一家专门设立新闻与文化的课程。”正因为新闻人才文化素养的缺失，范敬宜认为新闻工作中出现的通病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4]正因为有感于新闻人才培养环节的文化内容缺失，范敬宜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了一门课程“新闻与文化”。遗憾的是，在范敬宜过世和另一位开设这门课程的教授退休后，这门课程现在处于停开状态。事实上，由于开设新闻文化课程的愿望不足与师资缺乏，许多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都没有开设相关课程。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新闻文化学的理论命题，具有更直接、更明确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5]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关系的清晰阐释。从文明视角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新闻活动应该具备的新使命，也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应该具备的新视角。事实上，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成为重要的理论突破口。在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中，文化传播已经成为具有战略性与创新性的传播活动，成为国际传播中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对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来说，把新闻文化学作为学术新视角，无疑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是认识中国新闻文化精神的根基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人为本的。《论语》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在得知马厩着火后不问马而先问人的情况，就是鲜活的人本思想体现。这种人本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点。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 [6]以人为本的观念贯穿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影响了庙堂也影响了江湖，影响了历史也影响了当代，不论在诗词、散文、经史子集中，还是在治国理政中，对人的关注都具有主导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本的，儒家是以人为本的。这种观念对于近代中国产生新闻业以来的报人、新闻人及新闻学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层次影响。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与以神为本、以物为本相对的，是具有先进性的文化观念。对于这一观念，仅仅抽象的强调是不够的，也是容易产生片面理解的，要展开来看其丰富内涵，才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张岂之在《中华人文精神》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所阐述的道德含义，大体上有三方面内容：一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何在；二是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三是人们如何区别善与恶，如何尽自己的责任，从善去恶。”[7]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认为：“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8]对于“向上之心”，梁漱溟在文中解释为“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对于“相与之情”，其实可以理解为北宋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精神。

　　邵飘萍在其《新闻学总论》一书中论述新闻事业之职能时说：（新闻纸）“善良之作用，在使人心美化，养成社会丰丽之情操，反之，一误其感情的倾向，挑拨群众之心理而诱发意外之现象。政变也，战争也，有最初发动于新闻纸之一言者，反之，亦有因新闻纸之一电，得维持数十年之平和状态者。是故新闻纸之灵魂，应冷静活跃于理智之世界，而耕耘于世界感情之畎亩，常以最新之事实与最有兴味之问题，涵养一般人之趣味性，将世人从枯寂冷酷之心境中救出。”[9]邵飘萍作为近代中国新闻业中的代表人士，其新闻理想与新闻业务备受赞誉，也曾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在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曾对邵飘萍给予称赞。从邵飘萍对于新闻活动的论述来看，充满了中华人文精神气质，新闻活动的作用是为了世人的人心美化与心境提升，反对通过新闻挑拨群众之心理，制造社会对立乃至战争。这与近现代世界新闻史上黄色新闻蔓延、以新闻发动战争等现象形成鲜明对比，也对矫正当代社交媒体时代新闻活动中的仇恨情绪传播、观点极化扩散等现象具有指导意义。

　　以杰出的新闻人穆青为例，其在一生的新闻生涯中，采访报道了焦裕禄、王进喜、吴吉昌等一大批典型人物，这些典型人物的报道影响了一代代人，形成了时代前进的精神动力。穆青晚年时将其采访的一些典型人物报道汇编成《十个员》一书，他谈道：“这十个人当中，除了焦裕禄、郑永和是县级的领导干部，其他几位都是最普通的员。在他们身上，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员的高尚境界，堪称人的楷模。他们的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无私奉献。真正的员是什么样的人，在他们身上几乎都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是中国的线]综观穆青一生的新闻生涯，挖掘了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普通中国员身上的民族精神，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波又一波强大精神动力。这种新闻文化精神正是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之中的。富有意味的是，穆青邀请范敬宜为《十个员》一书作序，范敬宜的序言则是完整地记录了他在与穆青讨论此书编写心态时的谈话内容与场景，希望通过这些实录展现穆青的感情与精神。这种序言写作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典型的充满人文感的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新闻文化的根基，但传统文化必须经过当代转化与发展才能成为时代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来说，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说，“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当代中国的又一次极其重要的思想解放，让中国学术界能够在更广阔的思想文化空间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进而推动实践创新。对于如何理解“第二个结合”，陈先达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二讲》一书中谈道：“不要抽象地争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抑扬褒贬。一个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指导，一个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11]很重要的一点，认识与实践“第二个结合”一定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关系之争。在这一具体的结合进程中，新闻文化成为具有显示度的文化形态，能否具有创新精神成为新闻文化生命力的关键因素。新闻文化创新精神的内涵包括新闻媒体的文化创造力、新闻报道的人文表现力、文化传播的战略引领力。

　　习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12]当代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关头，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无疑对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所有文化机构都提出了紧迫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文化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是革命文化，对这两种文化都要予以传承与发展，才是完整的当代中国文化。

　　基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新闻报道，要见器物，见人物，见人文。文以化人，文以人传。这种人文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文的视角，另一是人文的表达。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下，许多常规性、标准化的新闻写作已经可以由人工智能技术来完成，对于新闻报道来说，要实现创新，就要在人文感上下功夫，以人文的视角战胜机器的视角，以多彩的表达战胜工整的表达。范敬宜在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期间，提出了要“抓经济中的文化、文化中的经济”的口号，重视从文化的角度、用文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现象。1992年在带队报道苏州经济发展时，范敬宜就将报道着眼点从“有形的经济指标”转向“无形的人的精神”，写出了《苏州人的性格变了》的报道。范敬宜在将这篇报道编入自己的新闻作品文集中配发的新闻背景说：“从此，经济报道如何‘人性化’，就成为我不断实践和探索的问题。”[13]

　　有了人文的视角，还要有人文的表达。中国自古以来是文章大国，大记者都是大文人。在网络传播与全民记者时代的新闻写作中，尤其需要记者们保持中国文人锤炼文字、追求境界的写作风格，创造具有人文感的表达。曾担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谈道：“记者要学会画社会风俗画，要多给人们留下一些《村医图》《牧牛图》《清明上河图》那样的东西。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丰富多彩的、流动不息的社会生活，使一篇篇新闻作品成为‘时代的日记’。”[14]事实上，文章写作、新闻叙事的创新是无止境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在于记者要潜心思考，善于琢磨，矢志追求。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加强中国古典文化学习，培养人文素养，愈发具有现实紧迫性与深层次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也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究其原因，一是适应文化强国建设的需要，通过文化传播提升全民文化自信，近些年来的非遗传播、考古传播、文学传播等内容发挥了极强的振奋民族文化精神的作用；二是适应信息环境变化的需要，在全媒体时代，社交媒体高度发达，消息类新闻的时效性已经不再是新闻媒体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说教性、灌输性新闻报道的到达率也持续下降，而文化类报道以其内容与情感的接近性更易打动受众；三是适应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需要，在当代国际新闻报道中，政治新闻、经济新闻乃至科技新闻都已经高度政治化，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受到许多阻碍，唯有文化类内容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可以获得较少的阻碍与较好的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