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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以“个人数据”角度形成的法律体系，个人信息自决权是该权利的基础。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第3条规定，个人数据是关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的个人或事实情况的具体信息。英国、奥地利等也是如此。第二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以“个人隐私”角度形成的法律体系，将个人信息的保护纳入隐私权，是一种开放性的隐私权。美国《2020年加州隐私权法》第1798.140条第（v）款中规定，个人信息是指识别、关联、描述、合理地能够与特定消费者或家庭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信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是如此。第三种是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以“个人信息”角度形成法律体系，主张对个人信息进行合理利用，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规定，个人信息是指通过该信息中所含有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或其他记述等，或者以声音、动作或其他方式所表示的所有事项，可识别特定个人。韩国等国也是如此。因此，个人数据主要是从客观性和原生型角度进行阐述，个人信息主要强调信息主体与内容的关系[11]，个人隐私则带着较强的法律和社会属性。目前，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影响最大的一部法律是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12]。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制定时也充分吸收借鉴了其立法成果和经验。
正当原则是指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时，目的和手段必须是正当的。首先，新闻媒体需要发挥维护公共利益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不能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过多地搜集个人信息，新闻采访要根据媒体自身的定位、受众的需求以及采访对象的个人权益制定，最大程度地实现多方利益平衡。其次，新闻媒体处理个人信息的手段要正当，不可以为了独家报道或阅读量等，使用欺骗或者隐瞒的方法获得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新闻记者应该着重展现事情的全貌，回应大众关切的问题。MU5735航班遇难的报道中，《人物》杂志率先发布稿件《MU5735航班上的人们》，披露多个遇难者的年龄、家庭情况、职业、学校等个人信息。①灾难报道的核心功能是回应大众的避险诉求和情感安慰[16]，但该报道中披露的遇难者相关个人信息，对其家属和朋友很难起到实质性的安慰作用，也没有回应大众关切的问题。
必要原则是指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时，不可以超过处理目的的范围。新闻媒体在处理各种个人信息时，如跟报道的目的关联不大，可以减少个人信息的使用，例如不披露被报道对象的个人照片，不截取被报道对象发表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言论，不说明被报道对象的居住地或工作地，来降低对被报道对象的个人信息权益的影响。例如，某广播电视台的报道《亲儿子打继子受伤的却是八旬老人》，不仅包含了当事人不愿意被公开的视频，亦未对其肖像作技术处理，同时披露了当事人住所地、姓名等个人信息，虽然报道是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为目的，但客观上使当事人的生活、工作均受到负面影响[17]。如果采访对象认为报道内容与报道目的无关，是有权要求新闻媒体删除报道的。
采访对象可以通过媒体的客户端、公众号等渠道查阅相关报道，如果看到自己的个人信息有误，有权利要求新闻媒体对自身的个人信息进行更正和补充。新闻媒体在收到此类要求时，要对相关个人信息进行核实，如果有误要及时改正，弥补信息质量不足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更改错误的信息，例如新闻报道中将采访对象的姓名、年龄弄错，新闻记者和编辑核实后要在新闻报道中更正过来，不可以故意拖延；另一方面是补充不完善的信息，例如新闻报道中遗漏重要的时间节点、事件等。[20]在信息更正之后，新闻媒体应该对采访对象进行告知，确保其知晓错误或不完整的信息已经修改，通知难度较大或者成本过高的则另作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新闻报道中的内容是全面、准确、真实的，更好地发挥新闻信息传递、舆论监督、维护公共利益等作用，也能更好地维护采访对象的合法权益。
该原则是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责任原则是指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的过程中，要秉持负责的态度，如果违反法律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安全原则是指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的过程中，要采取必要措施保证信息的安全，做好全程风险把控，防止信息的丢失或泄露。在整体的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媒体必须确保信息的安全，具有高度的责任安全意识，防止出现个人信息未经允许就披露，或者处理不当给被报道对象造成不利影响。责任原则与安全原则要贯穿整个新闻生产活动。首先，在新闻报道展开之前，要做好个人信息的风险评估，制定并组织实施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判断新闻报道中披露的个人信息，是否会对被报道对象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造成损失。其次，在新闻报道过程中，要做好对个人信息的记录工作，合理确定个人信息处理的操作权限。新闻编辑要充分发挥好把关人的作用，对个人信息实行分类管理，尤其是对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其他特殊群体的敏感信息，要做好相应的加密、去标识化处理，制定完备的个人信息审核流程。例如罗某诉中央电视台侵害名誉权一案中，对于“罗某列车被拘”事件的相关报道，央视对罗某的姓名做了去标识化的处理，视频中也对罗某的面部进行了马赛克处理，最大程度地维护了罗某的合法权益[21]。最后，在新闻报道完成之后，对于新闻采访的内部资料做好保存，制定保存期限，规定个人信息的查阅权限，在新闻报道的目的达成之后及时删除新闻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此外，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也可能会证明现有的安全制度存在缺陷，新闻媒体必须不断改进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来保证个人信息安全[22]。
该原则是指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之前，应该对信息主体进行告知并取得其同意，才可以进行信息处理行为。新闻采访是信息采集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告知同意原则最重要的体现。通过向采访对象履行告知义务可以提升其在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参与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被报道对象需要对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事无巨细地掌握。新闻记者必须在新闻采访之前，明确清晰地告知采访对象本次采访的主题是什么、需要询问哪些个人信息、信息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报道中，以此来征得采访对象的有效同意。如果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对于当时采集的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和方式有变，也要将这些变化如实告诉采访对象。要形成可持续性的信息沟通机制，让采访对象能够及时、准确地知道其个人信息的处理情况，评估个人信息披露带来的风险，保证其有知情、更正、删除等一系列权利及其行使方式。如果新闻报道中涉及被报道对象的敏感信息，则更应重视告知同意原则，实行敏感个人信息分层同意原则。
对于公益性新闻报道来说，告知同意原则是可选择遵循的原则，对于非公益性新闻报道来说，该原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这里的非公益性新闻，主要指的是娱乐明星的八卦传闻，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如果新闻当事人没有同意就披露其个人信息，那么此种行为就是非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合法披露个人信息只有两条路径，其一是自愿，其二是合理使用。新闻报道有没有侵害个人信息权益，只要看报道行为有没有违反相关法规。娱乐明星具有庞大的粉丝群体，新闻媒体披露其个人信息会在一定范围内对其个人信息权益造成侵害，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危害。新闻媒体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明确公众感兴趣的内容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不刻意去迎合公众对于娱乐明星个人信息的需求，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23]。
①《MU5735航班上的人们》报道中披露了多名遇难者的个人信息。例如对于乘客徐泽强的报道中，提及“坐在51L座位上的徐泽强是一位培训教师，被公司派到昆明出差”“登机之前，他的心情应该还不错。早早到了机场，拍了个小视频发了朋友圈”“他还拍了自己的登机牌，登机牌上的行李贴纸显示，他托运了行李”“徐泽强是那种有些典型的中年人。微信头像是穿西装的照片，喜欢在朋友圈更新工作动态，每天早晨，他会给亲近的朋友发早安，配上各种表情”“来自广东省陆丰市，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这些内容涉及徐泽强的职业、年龄、家庭情况等个人信息。文章链接：MU5735航班上的人们：有乘客登机前一天刚收到婚纱照[EB/OL],[2023-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