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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問題的最高層次是戰略思維。”①相對於戰略而言，戰略思維更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因為戰略本身及其實施，實質上都是戰略思維的反映和外在表現。②同時，戰略思維作為戰略的基本要素，反映著一個國家根本的安全與利益需求，以潛在的、複雜的方式決定著國家安全戰略的選擇行為。③戰略思維直接影響到一國思考戰略問題、制定戰略對策、采取戰略行動，衹有吃透一國戰略思維中經常起作用的基本觀念，掌握對方戰略思維的邏輯脈搏，才能在世界風雲變幻之際，預測出他們會按照什麼思路去思考問題、制定政策，循著什麼方向去采取行動。研究美國對台戰略思維，有助於揭開美國在台海兩岸戰略決策中的神秘面紗，更深入地認識和把握當前美國台海戰略及其政策的制定，還能更深刻捕捉和探察貫穿於戰略決策行為中及其背後的戰略思維的特點與規律。
首先是戰略環境的認識，決策者對於台海地區安全環境的系統性認知，是推行特定對台戰略的邏輯前提，主要表現為對戰略威脅的判斷，決策者對於台海地區安全威脅的認知影響著其對台戰略傾向，進而在對台海政策上起著不同程度的支配作用。心理學研究表明，個體對於所處環境威脅來源的認知，影響著其世界觀、政治意識乃至政治行動。⑤其次是戰略目標的確立，決策者會在言辭或政策中有意地向國際和國內其他行為體傳遞其所追求的目標，進而產生決策者所偏好的戰略手段。最後是戰略手段的選擇，關涉如何使用有限的資源，也是戰略思維的一部分，決策者會通過硬實力手段（軍事實力、經濟實力）、軟權力手段（價值觀）、同盟手段以及前沿軍事部署等直接或間接的手段進行戰略資源的汲取與調配以實現戰略目標。
美國“以台制華”的戰略思維的核心特徵，一是系統性思維和整體性思維。戰略思維要涵蓋達成戰略任務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戰略環境、戰略力量、戰略企圖、戰略方向等等，同時現代戰略思維強調整體、宏理、綜合，強調各局部、各要素之間的聯繫和協調。戰略思維方式是一種全局性整體思維方式，它要求把戰略作為一個整體，去思考它的整體布局，整體協調運作，從而實現其整體功能效果。所謂整體性思考，也就是系統性思考，在普遍聯繫中思考，不要孤立地看問題。整體性是系統性的前提，系統性是整體性的生命，缺乏系統性的整體，就構不成有機整體和有序整體。美國是將台灣置於其全球戰略這一大系統內予以考慮的。美國對台戰略服從并服務於其全球戰略目標，美國政府不斷調整對台戰略，其戰略考慮一是服從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亞太戰略，進一步將台灣納入美國印太戰略；二是與美國對華戰略調整相呼應，維持台海地區的基本平衡；三是強化對台灣政局的控制力度，并企圖以台灣牽制大陸。
二是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零和思維”最初源於經濟學中的博弈理論，在博弈過程中一方所得即為一方所失，得與失相加總和為零，反映在思維上就是零和思維，這是一種對抗性的思維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博弈論關於零和的模型，衹是對抗性博弈在絕對封閉狀態下的一種理論情景。然而，在現實的社會實踐以及戰略互動中，由於系統是開放的，絕對零和的現象是不存在的。從哲學上看，零和思維衹見矛盾雙方的對立，但不見矛盾雙方的統一。美國奉行“零和博弈”，不斷拿台灣問題做文章，試圖“以台制華”，遏制中國發展，反映了美國在對台戰略決策中所奉行的“零和博弈思維”，這是一種相對零和思維。比如，在戰略目標方面，美國希望台灣問題以和平方式解決，當前更傾向於“和平分離”，這與中國堅持的“和平統一”既對立又統一，在“和平”這一解決方式上是統一的，然而在結果上卻是對立的、零和的，因此是一種相對零和思維。學界常將“零和”與“冷戰思維”聯繫，時常并列出現，如“摒棄冷戰思維，拒絕零和思維”或“摒棄‘零和’的冷戰思維”等，也有學者如閻學通指出，“冷戰思維”的含義并非“零和”的概念，而是“意識形態競爭”。美國對台戰略思維中，訴諸“民主與威權”的叙事，體現了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因素這一“冷戰思維”的重要特徵。
三是“戰略阻斷”和霸權思維。所謂“戰略阻斷”是霸權國與崛起國戰略互動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如果懷有獨霸心態的霸權國從戰略目標上不允許他國超越本國，通常會在崛起國對其實力占比達到“忍耐極限”時動用經濟、政治、軍事等多種手段阻斷其崛起進程。⑥“戰略阻斷”行為旨在維護霸主地位，起因於美國的霸權意志，即霸權國是為了維護霸權地位對崛起國實施“戰略阻斷”行為，這其中則蘊含著“戰略阻斷”思維和霸權思維。台灣問題產生70餘年以來，美國政府為了維護其在西太平洋的霸權地位，曾根據中美戰略衝突（1950—1970）、戰略合作（1971—1990）、戰略合作-競爭（1991—2015）以及戰略競爭-對抗（2016—）等四次關係範式轉換而調整其涉台政策。從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國更是提升打“台灣牌”力度，通過常態化對台軍售、派遣軍艦穿航台灣海峽等手段，提升與台灣的軍事安全關係，企圖在台海地區對中國實施“戰略阻斷”行為，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霸權。
首先，美國對台政策背後的戰略思維是美國傳統戰略思維的延續。戰略思維作為決定戰略主體的觀念性活動，具有傳統性和延續性等特點。自台灣問題產生以來，美國一貫奉行“以台制華”戰略。鑒於“戰略本身及其實施，實質上都是戰略思維的反映和外在表現”，因此這一戰略背後反映的是“以台制華”的戰略思維。經濟利益是美國戰略思維的出發點；美國在戰略策略上孤立主義與干涉主義的爭論，在戰略哲學上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爭論；戰略思維的矛盾性，美國既表明關心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又不斷對台售武等；戰略思維語言的模糊性，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以及“與台灣關係法”等文件中，美國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模糊語言，主要為了保持戰略行動上的主動，這種主動讓美國可進可退，比如在售台武器這一問題上，美國有意表述模糊，體現了美國的戰略謀略。
其次，在冷戰期間以及冷戰結束初期，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相關內涵及核心要素的表現。在戰略威脅的判斷上，從冷戰期間“美國將中國統一台灣，尤其是武力統一台灣”到冷戰後初期“‘台獨’的潛在危險”視為主要戰略威脅。在戰略目標的確立上，冷戰期間,“不統、不獨、不武”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具體目標。⑦20世紀90年代，台灣島內分裂勢力不斷抬頭,美國既不希望兩岸統一，也不希望台灣問題破壞中美關係，“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成為美國的戰略目標。在戰略手段的選擇上，美國把防範中國大陸對台灣動武視為主導台海局勢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求中國大陸放棄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加強美台關係；同時遏制台灣宣布“獨立”，冷戰後相當一段時期內，美國更加注重對“台獨”的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