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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通过经济体系开始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也对人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在发展观当中越来越强调“增长”。一方面，单位时间内的产出成为衡量个体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无法达到规定的目标则意味着失败，其结局需要个体承担。从外卖员送外卖超时罚款到网约车超时取消订单，再到大学青年教师“非升即走”、互联网大厂“35岁退休”等，都遵循着这样的逻辑。这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于增长没有贡献的要素，都是不重要或无意义的。于是，对于试错、失误、差异性的态度、主体的容忍程度就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是增长所主导的单向度发展观。增长落到个体的发展上就变成了“上台阶”，须是累进向前的。这种观念对于青年人的初期积累十分不利，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踏上一个台阶，则可能面临边缘化甚至出局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人被置于外在于自身的衡量标准之下，时常处于追赶的状态，很难掌握主动权。然而，当个人化的经历、体验及感受不再被重视，挫败感和无力感都会进一步增强。再加上青年个体对整体性风险难以准确预判，其努力的意愿和持续性都会大打折扣，出现“卷不动”的情况。
首先是时间加速，推动青年人不断投入。一方面，社会对时间的效率要求越来越高，即用以衡量产出的单位时间缩短。这种加速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将长时段分成一个个时间节点，人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例如，年龄界限压低的趋势出现在多个行业，职场的“30岁现象”“35岁现象”普遍存在。为了提高效率，任务被分解和细化，人在分解目标的驱使下疲于奔命。另一方面，时间的总体投入不断延长。正是由于时间加速，人在任务的支配下，在固定的时间段内，需要用更多的投入完成任务、达成目标。所以，个人被占用的时间增加，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减少。而技术的进步配合了时间加速，“996”“白加黑”“5+2”都是总体时间被延长的表现。“时间的异化”由此发生，时间变成了权力，控制了社会生活。这些变化是结构性的，个人深陷其中，尤其青年人在生命周期中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议价能力相对缺乏，陷入程度也更深。
其次是竞争加剧，需要青年人持续自我更新。一方面，淘汰机制的异化是导致竞争加剧的第一层因素。它原本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流失率来保证活力、提高效率，但目前这一机制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且不断异化。青年人往往处于被淘汰的高风险区域，必然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用以自我更新，从而满足机制要求，降低被淘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管理方式的变化使人际关系变得复杂，也推动了竞争的加剧。目前流行的项目团队制，是一种横向的、短时态的管理方法，它有短时间内的明确目标，不同层级之间需要进行频繁的沟通互动；但在整体性的管理体制当中，科层化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它是一种纵向的、长时态的管理方式。这使得处于两项交错的管理机制中的青年人，既要同时处理两种关系、遵从两套规则，又要具备完成工作的能力。这显然提高了对个人的要求。此外，在上述两点的相互作用下，竞争的加剧会使得青年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目的性增强而共同体意识减弱，因而个人又需要通过不断提升自我能力来加强竞争力。
最后，在多种发展逻辑并存的局面下，青年人的选择看似变多了，事实上发展的成本也增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型，造就了今天多种发展逻辑并存的局面。一种是求“快”。赶在时间的前面，达到一定的程度，完成基本的积累，但如前所述，时间加速、竞争加剧，使得求“快”的难度直线加大。一种是求“稳”。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换挡期，追求稳定的发展机会成为不少青年的选择，但青年人在这一逻辑下更为被动，它并不意味着躺平，而是以高标准的准入门槛和规定路径过滤风险。一种是求“自由”。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它所创造出来的垂直细分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年人对于自由的追求，但它要求个体持续且高强度的投入，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跟随求新求变的发展态势。青年无论选择哪一种发展逻辑，都不可能进入“躺平”状态，其所能够做的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逻辑下进行权衡与取舍。
这样两股相向而行的力量给青年留下的空间有限，但是“45°青年”并不是简单地在“躺”与“卷”之间寻找一个相对舒适的生存状态，也不仅是单纯的权衡利弊之后的取舍。他们在难以突破的结构性困境面前，一方面，仍然强调人的主体性，依然保持积极的姿态，不甘于处在被决定的位置。宏观问题上，他们关注个体的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日常生活中，他们着眼于个体的感受是否得到重视；价值取向上，他们着眼于个体的利益是否得到了维护。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对个体价值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个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会得到相应提升，也接受结构性的困境不会局限在某个阶层或某个领域，而是会不断地扩张、渗透，从宏观领域渐渐进入日常生活，每个个体都无法从中抽离的事实。所以青年人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既不想全力以赴，又不能主动放弃。不想全力以赴，是因为结果的可预期性在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却在增加；不能主动放弃，是因为资源分配和社会分化的规则不是个体可以掌握和改变的。但同时，其仍然抱有探索新的可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
这一代青年的成长过程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步。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以对外贸易为主，通过招商引资解决起步期的建设资金为题，以出口驱动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优质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纵深的市场空间，与全球流动相匹配，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了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经济的发展提供给个体的是机会的增多、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和信息扩散成本的降低。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够快速接触新鲜事物，精神和文化产品更不断丰富。这使得青年一代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他们有强烈的维持并扩大现有精神和物质基础的需求。进而他们形成的认识是社会应该具有持续增长、开放多元的特征，在为个体提供机会的同时尊重个体的发展意愿，不应用单一的评价标准衡量所有的社会成员，社会应在接纳个体多样性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青年在刚刚步入或即将步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全球经济增长出现减缓趋势，全球化发生逆转，国际秩序面临重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换挡期，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务之急。青年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流动放缓、机会减少。有青年喊出“不迷恋大厂，不迷恋北上广”的口号，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大厂”和北上广释放出的红利已经被竞争压力和生活成本所取代，消耗大于机遇。当青年人认识到加大劳动力投入对于个人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他们开始提倡“不加班”。同时，他们强调个性、有趣，倡导不断发掘新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纵向积累构成的上升通道完全失去兴趣，而是一种回避式的自我激励，因为他们必须直面分配方式和社会分化机制已经发生质变的被动局面。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丰富与多元转向全面转型期的收缩与压力，前者塑造了青年的认识和观念，后者又是他们需要直面的现实情境。这两种相向而行的力量相互拉扯，青年人的生存空间就在这种张力之下。
在当下全球发展出现新态势的背景下，新的思潮和表现形式对青年人价值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其中突出的就是个人主义思潮。首先，个人主义思潮加剧了青年人群体的多元化趋势。微博、知乎、豆瓣、抖音等平台的使用，在被称为互联网一代的青年人当中显得稀松平常，传播媒介的丰富和便利使得“个人主义思潮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不再重要，而以个体机制及利益为核心的各种观念，在青年人当中的流行度和接受度都不断提升。其次，碎片化表达成为个人主义传播的新特征。传统的个人主义思潮具有高度的理论化特征，但就目前的传播形式和影响力来看，当下的个人主义思潮更多地结合了现代社会一部分人生存发展的基本状态，迎合了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能表达的传播特征。这样一来，个人主义思潮与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境遇相结合，更加能够让青年人产生共鸣，形成“心有戚戚焉”的感受。这为青年人不断强化个体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让他们更加坚定地喊出“为自己而活”的口号，进而产生了个人主义思潮争夺青年的事实性后果。
主流价值观将青年视为理所当然的继承者，集体主义精神是青年人价值观培养的核心内容。首先是希望青年人能够理解集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将个人自由与利己主义加以区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统一，没有集体保障的个人自由是短暂和片面的。其次是要引导青年人理解整体与部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青年人传播集体主义思想，在本质上是让他们认识到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从而能够跳出只计较个人输赢得失的思维方式，对问题有更高维度的认识，进而具备投身大规模、长时段、复杂合作机制的思想认识。这两种思潮秉持着相对而行的价值观，但它们都在对青年人展开争夺，希望青年能成为自己的继承者。争夺的状态就形成了一种张力，而青年的主体性恰恰就是在这样一种争夺的状态下得以展现和确认的。
在金融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增长”的价值被绝对化了。“不增长即失败”“对于增长没有贡献的，就是无意义的”的观念被时间加速扩大化了，相应地也对青年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影响。青年人对“增长”的理解包括多种向上发展的路径，除了财富的增加，更重要的是阶层的提升。但“增长”的本质具有不稳定性，一方面那些没有对增长做出直接贡献的要素，事实上在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行中承担了重要功能，另一方面增长本身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当增长被赋予了绝对价值，但又难以为继的时候，社会流动速度会放缓，阶层向上流动将变得困难，稍有不慎便会有向下流动的状况发生，这样一来“岌岌可危的阶层”便出现了。由于“增长”不具有超越性的特征，难以承担人们建构意义体系的重任，所以当增长停滞的时候，价值低下、无意义感就成为青年群体普遍的体验。
人是悬挂在自我编制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增长”的绝对价值影响下，只有个体的欲望、物质利益、持续的进阶作为载体来建构精神生活，很多与之无关的因素便失去了意义。青年在疲于奔命却无果的情况下，其困顿和痛苦便不能得到安顿。整全的意义体系是个体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承担责任、履行义务、牺牲、奉献、困境、低谷在意义体系中皆有各自的位置，个体在每一个具体的处境当中都能够得到解说。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尤其是在时间加速的背景下，非物质导向、非进取性的要素介入到意义体系中的趋势尚不够明显，所以青年个体在获得感降低的同时无意义感增加，这将继续拉扯他们。对“增长”价值的强化，是在建构意义体系的诸多要素中抽取了一项意义予以抬高，而对其他意义予以贬低或放弃。但整体性的意义体系建构需要将那些看似无用的要素都纳入进来，使人的各种境遇都能够得到解说与安顿。这两种力量同样朝着两个方向撕扯，而青年人在这种张力之下无力克服因发展速度放缓而带来的无意义感。
在确立榜样的问题上，真实与共情成为青年人的重要考量标准。2022年冬奥会期间，笔者曾做过一项青年人精神生活现状的田野调查，基于谷爱凌在冬奥会上取得的成绩，随即增加了一个问题：“你认为谷爱凌能不能成为当代青年的偶像/榜样？”在深度访谈中，笔者得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答案。一种态度是赞许谷爱凌卓越的个人能力，并对她的家庭、成长经历悉数了解，对她的学习情况和在中美两国的商业代言能力都津津乐道，认为“她完全称得上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优秀代表”。其中有一个令笔者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多位访谈对象都提到了“谷爱凌爱吃韭菜盒子”“在赛场边上掏出来就吃”，体现出她“不装”“真实”“不端着”。另一种态度则认为，谷爱凌取得的成就值得肯定，但也恰恰是她的成长经历，说明她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体，不能无视广大普通青年的成长环境和奋斗历程而将她作为榜样。如果这样做，反而是对青年人现实状况的不尊重。一位访谈对象告诉笔者：“谷爱凌又遥远又高大，她的光芒太耀眼了，那种人只能把我们这些人反衬得更加渺小。我喜欢那种有点小才华、能让我看得到，但是也会有小忧愁、小烦恼，让我一看觉得‘诶，这人跟我好像啊！’”这两种态度从表面上看虽然截然相反，但是都体现了对个体的重视，都将价值的立足点放置在个体的身上。在他们看来，无法与个体共情的讨论是空洞的。对于“摆龙门阵”式的讨论，如果难以与个人的切身感受发生联系，感受不到“真实”的话，青年人会报之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的反讽。
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感受”被青年人放在突出的位置，这主要包括边界感和舒适感。就边界感而言，身处高速流动和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成长经历的切割、生活环境的变化、立场的转变，使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的经历越来越少，青年人又恰逢变化发展最接踵的人生阶段，经历的变化使他们共同的感情基础越来越薄弱。所以感情基础缺乏又过度密切的交往会让他们认为这是越界的冒犯。舒适感的关键点则在于自我解压。在前文中我们分析过，多重结构性的力量促使青年无法停下来，但个人对结果的走向又缺乏把控力。这种情况下，强调对舒适感的追求就是在妥协与当中将个体身上的压力最小化。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一些心灵课程研修班，其成员中女性青年占比较高，她们对此类研修班的肯定，就是因为“教会我们来什么就接住什么，安住于当下”“不去辨别有没有进步，让自己从得失之中暂时解脱”“在此时此刻，将外界的压力摒除出去，体会心灵的放松和身体的舒适”。青年人普遍认为个体的自我感受应该得到重视，他们反对将此归因于消费主义的诱导，认为这是外在世界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人的自我保护能力的体现，用青年人的话说，“无法向外求的时候就转向求诸内”。抛开宏大和空洞的外在意义，重视自身的体会，个体在这当中获得的是情感的满足和自我的彰显。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现象是，在青年人看来，家庭、单位等社会中间结构对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束缚。在豆瓣上曾经存在一个名为“父母皆祸害”的小组，讨论的话题都表露出对原生家庭极度的不满。尽管这种态度较为极端，但是青年人流露出对家庭的积极评价较为有限。笔者在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系列田野研究中，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是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因素，而“被家庭的关系所束缚”“家人的期待大多是压力”“在家庭关系中得不到滋养，不知道怎么与家人沟通”成为青年人较为集中的不满和困境的来源。青年人对单位所持的态度与对家庭上具有一致性，他们感受到科层制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限制，再加上“不努力就会变得更糟，而努力也未必变得更好”的现实情境，他们将加班看作是PUA，升职加薪当成画大饼，因而在行动上更为谨慎，态度上更为消极。无论在行动上是否彻底排斥家庭或单位，青年人在态度上呈现出保守、不愿主动投入的倾向，热情与认同感相对缺乏。
青年人在社会领域去组织化的意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去组织化的第一层表现，在于对传统的工作方式的疏离和对自由职业的偏好。近年来，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使职业分布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又直接或间接创造了大量新职业门类。因而，新职业类别和新工作方式的产生，为青年人工作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客观基础，使青年人有现实基础选择自由职业。青年人对于传统工作方式的排斥使他们有主观意愿和现实基础选择自由职业。有数据显示，自由职业从业人员中，年龄30岁以下的占48%。这些职业大量聚集在自媒体、设计、教育、个性化服务等领域，在工作内容上，多元化、灵活性逐步取代了标准化效应；在职业路径上，扁平化的横向扩张与科层制的纵向上升形成对垒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职业并不意味着自由和高薪。从工作时长来看，自由职业的加班时间超越金融业居第一位，“睁开眼睛就工作，闭上眼睛才休息”“客户随叫随到，方案随调随改”生动体现了自由职业的工作状态。从薪资收入来看，自由职业中计时与计件标准并存，收入并不稳定。更为重要的是，新兴职业门类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那么，自由职业对青年的吸引力何在？他们所崇尚的“自由”包括自由支配时间（56.2%）、有一技之长（43.8%）、人际关系简单（42.3%）、工作场所自由（41.8%）、不用看老板脸色（41.3%）。“不用对规矩低头，不用跟领导较劲，不用跟同事宫斗”。靠一技之长吃饭、人际关系较为简单等，成为青年人选择自由职业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资强劳弱的就业背景下，青年人对建立在规范严密的组织结构基础之上的传统工作方式更难以形成认同。
去组织化的第二层表现，是GapYear和“慢就业”呈现常态化趋势，这表现为青年人以寻找理想的发展路径、获得高难度的职业发展资格为由，长时间回避进入劳动力市场。目前对于这种现象的讨论，大多将分析的重点放在青年人应对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市场需求降低的策略上，认为青年人这样做是被动的。但他们在“慢就业”或GapYear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了获取职业位置的目标，将暂时的状态延长，使得“等机会”“找工作”“正在准备考试”等成为一种生存状态，逐渐变成了逃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借口。这样的青年放弃进入组织化的生活方式，以打零工的方式获取维持生计的收入，保持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和最简约的人际交往，使自身处于一种低欲望、低消耗的生活状态。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心态，是拒绝嵌入庞大的组织架构中成为一颗“螺丝钉”。
与此同时，他们在私人领域又表现出了较强的自组织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青年人的圈群化生活。圈群化生活方式在当前青年人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青年人通过粉丝群完成了从“私人利益”到“政治参与”的转变。“饭圈”是依赖文化纽带、感情规训并且接受商业资本介入的类组织群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社会转型给娱乐业提供的结构性开放机会，粉丝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业态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增长的重要驱动。除了“饭圈”，目前在青年人当中流行的小规模圈群还有以动漫为核心的“二次元圈”、以游戏为核心的“电竞圈”、以国风为核心的“汉服圈”，以及以宠物为核心的“宠圈”等。这些圈群在数据算法的支持下，通过互联网的网状矩阵流动，由“点对点”“圈对圈”的定向传播发展为圈圈外扩、涟漪传递，呈现出多层次、裂变式传播方式。青年人在圈群的形成过程中体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他们以“趣缘”为切入点，主张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应该结成共同体。
第二个层面是精神世界的去理想化。否定理想的意义，将其矮化为追求理想并非是因为崇高的价值取向，而只是满足个体情绪需求的一种方式。“情绪价值”一词在青年人中的兴起和泛化在一定程度上对精神世界的理想主义产生了解构。它首先否认超越性意义，认为人在精神层面对于理想的追求是没有价值的，进而将其化约为一种可以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衡量机制，表明在付出之前已经对可预期的收获进行了计算。如果这种收获最终不是以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一定是情绪层面的满足。电影《雄狮少年》热映时的两种声音就是对于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主流声音都集中在讨论为生存而奔波的农村少年理想觉醒并为之而奋斗的精神，但在同时也流传着一些看似“理性”的声音，比如将雄狮少年的奋斗矮化为“情绪价值得到了满足”，或者是发出“最后怎样呢？还不是去上海继续打工？”等讽刺之声。
第三个层面是在建构意义体系时，以论证当下的合理性为目标。由于以个体欲望为基础的自我利益上升到了价值的高度，在这种观念之下，青年个体意义的建构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对个体处境和行动策略的合理化，另一方面是为个体行为的自洽提供解说和依据。例如，“985废物”是指那些在高考中胜出，考取了一流大学，却无法获得与之相应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空间的大学生；“小镇做题家”则是指只知埋头执行既定方案，却没有意识和能力自主规划发展方案的青年人。他们被认为视野有限、应变能力不足、自主性匮乏。这些说法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扼要说明了部分青年人的处境，但是也抑制了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与此同时，道德和社会规范层面不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绝对的自我意志和价值虚无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由于价值虚无下的青年在行动上很容易产生无力感，尤其是在遇到挫折困难或暂时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容易产生放弃、怠惰的消极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行动力。这种情况下的行动力缺乏整体、长远的目标和根本价值的引领，追逐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背后的逻辑是价值观的另外一个层面——绝对的自我意志。由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长大，又要面对经济增速减缓、个人机会减少的现实，所以青年对自身发展机会的获得极为重视，甚至将其视为绝对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工具理性上升到价值化的高度。如果以自身的提升和发展作为终极目标，个人能够达到受益最大化的话，“不守规矩”被看作是一种具有灵活性的处事手段而得到肯定。另一方面是对自身以外的人和事保持客观化的态度。在处理问题时，他们将外在于自身的人与事都对象化，“一切都是达成目标的工具”。当遇到瓶颈、困难或发展态势不理想时，他们能够及时抽离止损，而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时，比起共同体的团结，青年人更青睐目标导向的合作。比起情感的投入，青年人更看重合作带来的成果。
第一，小规模团结、大趋势分散。要在青年内部形成贯穿代际的总体性共识，难度大为提升，但在一定范围内的群体性共识是可以达成的。在相向而行的张力的拉扯之下，青年人的主要精力都放置在应对个人困境、确认个人价值等方面，达成共识等问题并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同时，个体经常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对比来确认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效能，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青年人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内部的动力。此外，青年人之间的区隔是被加深的。代内存在多层次的区隔，部分区隔呈现出叠加状态，基于趣缘和互联网所形成的圈群式交往，看似打破了不同个体因地域、职业等现实因素而形成的壁垒，使青年人之间有了更为广泛的联系。但事实上，它们又形成了新的区隔，并有意识地制造了壁垒，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将现实中的区隔切得更细碎，使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进一步减弱。所以，青年的一个显著发展趋势，是个体凸显的基础上，在较小范围内达成共识并形成团结，而作为代际标识的总体性共识难以形成。
第二，浅层次反抗，深层次稳定。正如“45°青年”的核心要义，张力之下的个体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情境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与面对矛盾时将问题推到极端予以解决的方式不同，张力之下的目标是寻求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所以趋利避害成为一种更为理性的行动方式。这使得青年自发追求个体的利益和物质的满足，追求满足个体眼前的情绪、欲望和兴趣，而对于整体、长远和根本价值则没有太大兴趣。这样一来，青年人便会沉浸在具体的、阶段性的目标当中，而这些阶段性目标也使得个体身处一种无法从当下脱身的稳定性当中。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社会分配逻辑的深层变革使这一代青年的预期和现实出现强烈反差，这让他们觉得深层的思考是无意义的。在现实面前，自己是被决定的，疲于奔命都有可能被时代的列车甩下。于是，他们的自主性及社会性反思趋于弱化，热衷于解构、反转、玩梗，看似在表达，但思维模式习惯与停留在浅层。他们无论在外表上表现得多么激进与叛逆，都不足以形成有效的反思和批判。所以，“45°青年”的另一个显著发展趋势，是在鲜明的个人风格、酷炫的语言表达之下，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层面的稳定。
第三，短时期发展受阻，长时段责任在肩。就目前来看，张力之下的“45°青年”在“内卷”与“躺平”之间艰难前行，他们目前体会到的是机会减少、空间缩小、资源集中，个体只能被动应对。在艰辛与疲惫之余，他们想要得到的是小而美、又充满希望的生活。也许当代青年所要承受的困难和压力在短期内无法减弱，他们在少年时期见证了全球化加速、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繁荣。在青年时代又将体会了逆全球化、大国关系持续恶化、技术进步碎片化、世界经济滞胀所造成的困境。但从长远来讲，我们无法从现有的知识当中找到答案，回答未来的问题，在张力和不确定性下寻找生存之道将是青年的必修课。但是，当我们把时间维度拉长，“45°青年”的“不惑之年”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完成相对应，到“天命之年”又将迎来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全面完成。所以，他们在少年时体会了繁荣，在青年时经历了锤炼，在成为中流砥柱之时，他们将见证民族发展并重塑个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