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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再次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的文风。随即，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青年报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推出一批改进文风的评论:人民日报的《改文风写新风》《“不定调、不交稿”彰显新政风》《总结别玩“文字游戏”》《赞“一张图片、百字报道”》，新华社的《记者节里话职责》《在“走转改”中宣传好十八大精神》，光明日报的《以新文风书写新气象》和四篇切实改进文风的评论，经济日报的《年终总结莫“纠结”》，中央电台的《有想法还要有做法》，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掷地有声的政治承诺》，中国青年报的《改文风切忌新八股》等……各地媒体评论也积极行动，掀起了一股贯彻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文风的舆论高潮，十分可喜。但是，这些评论大都是为社会鼓与呼，希望大家能够按照中央精神办事，是针对他人的。新闻评论自身该如何做，却谈得很少或没谈。新形势下新闻评论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要和迫切。本文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与评论界、新闻界和新闻院所的朋友交流探讨，请诸位大家指正。
答案是肯定的，但现实却不理想。以刚刚公布的第22届中国新闻奖为例，就有一篇4434字的评论获得一等奖，这明显违反了评论2000字的规定。而人民日报获一等奖的是只有1086字的评论《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一篇千字文为何能获全国评选的一等奖，因为该文抓住了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关注的突出问题，观点准确清晰、导向鲜明有力、语言清新直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其实，短文并非始至今日。十多年前的1998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570字的评论《当前头等大事》，有效配合了当时全国抗洪抢险救灾形势，1982年2月7日《福建日报》一版刊登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撰写的社论《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仅150字，他们为中国新闻评论史增添了亮丽一页，是新闻媒体学习的榜样。
要把文章写得短些，短些，再短些，这在新闻界已不是什么新闻了──隔几年就会强调一番;短新闻，短文章的竞赛要不了多久就会组织一次。人们见长不怪，好似一个顽疾谁也无法解决，尽管目前还在做这方面的努力。问题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呢?我曾在1997年第10期《中国记者》上写过一篇《谁的文章长》的短文。我以为，板子打在全体编辑记者的身上，也欠公允，那些刚到报社的年轻记者会写长文，敢写长文，写了长文能做主让它发表么?不妨翻一翻从上到下的报纸看看究竟谁的文章长。一调查就明了了。那些写长文章的多是身居高位的领导、新闻界的老前辈、报社的老总或副老总，包括某些部主任、资深的老记者、有关方面的专家教授、知名人士等。出自于上述人士的消息，通讯，评论文章，理论文章，随笔，游记，书评，回忆录，似乎都要比一般人长得多。这大概也是新闻界的一种不平等现象吧。
新闻奖项中设立的“特别奖”值得研究。什么样的作品可获特别奖呢?第22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细则规定:“特殊情况下(各项评选条件都很优秀，只是因字数、时长限制等硬规定所限)经评委会决定，可设不超过4个特别奖(与一等奖同样待遇)，其中报纸、通讯社、广电、网络类作品各不超过1个。”既然设置了“特别奖”而且与一等奖同样待遇，自然就会助长一些新闻单位在新闻生产之初就有意违反规定的字数和时长的限制，想以“各项评选条件都很优秀”这一“特殊情况”到全国的新闻奖评选中向着特别奖冲刺。据近5届新闻奖统计，第18届无特别奖，19届有2篇，20届有2篇，21届有2篇，22届有3篇。其中，人民日报有3篇(2篇评论、1篇通讯)获特别奖，新华社有4篇(1篇评论、3篇通讯)获特别奖，另有中央电视台的消息和中央电台的直播各1篇获特别奖。我以为，中国新闻奖允许这种“特殊情况”是不科学的，也是报道的字数和时长不能压短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中国新闻奖评选的问题，我曾发表过意见②，近年来有不少同仁作过研究，如评选主体、评委会组成、评选类别、评选数目、评选标准、奖励效果等等，都需要作新的考量，不在此赘述。
媒体的朋友不是经常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褒奖”么，为什么到了实践中就忘了呢?新闻媒体和新闻人，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么一个新闻奖而存在而奉献么?奖励是社会对人们良好行为或成果的积极肯定的信息反馈——促使人们将这种行为保持和增强，加快人的自我发展、完善。③奖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媒体是否可考虑制定新的人才考核、奖励、晋级和提拔标准，不能仅凭是否获得新闻奖一项。对于那些勤奋工作，勇于创新，真正为民众而呼，为社会进步而作，且有较大社会反响的新闻作品，不受字数、时长的限制，应受到单位和社会的嘉奖。中国记协和各省市记协可在获奖之外，由舆情监管部门和第三方提出候选名单，经考核确认后提出表扬篇目和新闻人，这是按照新闻规律生产，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的贡献，不由各自媒体申报。
中央《八条规定》对政治局的活动要按“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在实践中，不能将此扩大到所有的新闻报道中。即便报道也要“压缩报道数量、字数、时长。”配合工作的评论和以评论形式出现的文章也该按此运作。这个道理要让媒体人和管媒体的人都知道，共同携手执行。如何理解这三者的关系，第一，工作需要是报道的前提，没有工作需要就谈不上关于它的报道和如何报道。第二，有了工作需要，不一定都报道，都突出报道，其依据就是新闻价值。新闻价值是是否报道和如何报道的行动守则，这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须臾不可忘却和轻视。第三，社会效果则是检验新闻报道初衷和结果的唯一标准。社会效果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社会影响，即报道后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的批示、肯定、嘉奖，这是很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应是听众、观众、读者和网民的良性反映。二是报道对社会工作和人们思想意识所起的促进作用。这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人的一种社会责任和担当。
纵观中国媒体的系列评论，有的，有八谈的，更多的是五论、六论，也有上中下三编的。篇数多少当然要以论述的问题而定，但是，短、实、新却是应该普遍遵守的。实际上，近年来，人民日报的很多很好的系列评论，不仅字数不长，而且篇数也不多。2011年，人民日报发表系列评论“如何提振政府公信力”(5篇)、“如何协调社会关系”(4篇)、“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5篇)、“如何回应社会关切”系列评论(4篇)。2012年，人民日报在道德堪忧的语境下，推出“寻找我们社会的正能量”系列评论——《多元时代更需凝聚共识》《构建文明理性的议事规则》《坚守转型社会的“底线伦理”》《善待精神建设的“道德热量”》等，引起热烈反响，文中甚至用到不少网络流行语，愈发激起共鸣。一个专题评论到底该写多少篇为好，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研究中受到启示。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的数量和经费投入，选题内容主要包括应用对策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类。应用对策类选题以研究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侧重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急需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应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基础理论类选题旨在深入研究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问题，侧重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以及学科建设中基础性、长远性的重大学术理论问题和学术资料库建设，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集成性。跨学科研究类选题侧重研究具有明显文理(工、农、医)交叉特征的复杂性、综合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应具有学科跨度大、协同创新程度高的特点。每个课题的经费在60－80万元，时间为3－5年。为了保证课题的集中有效，从2012年起，国家社科规划办作了改革，要求子课题一般不超过5个。④一个需三五年完成、经费近百万元的研究课题尚且如此，新闻评论以“新”为标志为何不能将系列评论的数量再精练一些，再紧凑一些呢?
对比2010年和2011年两篇全国人大开幕式的社论，我们不难发现，行文模式固定，甚至两年的社论开头几乎雷同。2010年3月5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凝聚亿万人民的力量——热烈祝贺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文章第一段写到:“又是一年春来早。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带着全国人民的重托，云集一堂，商国是、谋发展、议民生。这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2011年3月5号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十一届人大凝聚科学发展的共同意志——热烈祝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文章第一段写到:“承载着亿万人民的热切期待，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光荣使命，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国是，共谋发展，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