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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５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６日，在、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对此，于８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１１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李富春、、、等对“”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１６日晚，、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密谋后，向作了汇报。１８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从２月２５日起至３月１８日，中央多次开会，、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３月１６日中央印发所谓《、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１９３６年８月至１９３７年３月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宣布彻底）。、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５月１７日，还利用三十年代由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６日，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造谣污蔑。”从而使的阴谋未能得逞。
４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大肆攻击。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１２日－１８日，在扩大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的“罪行”。５月８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央在５月１１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７月１８日，、康生、陈伯达趁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夫妇的大会，并对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发动“”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2306亿元，比上年减少222.5亿元，下降9.6％。其中，工业总产值1382亿元，比上年减少232.6亿元，下降13.8％；农业总产值924亿元，比上年增长1.6％（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17亿吨，比上年增加382万吨；棉花，235.4万吨，比上年增加1.7万吨；钢，1029万吨，比上年减少503万吨；原煤，2.06亿吨，比上年减少4600万吨；原油，1388万吨，比上年减少67万吨；天然气，14.6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1.2亿立方米；发电量，774亿度，比上年减少51亿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70.5亿元，比上年增加37.7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112.2亿元，比上年减少14.9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0.17亿元，比上年减少69.25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419.4亿元，总支出441.9亿元，赤字22.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