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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方面：以刘海亭、马广运为主要力量。刘、马两人均为地下民革成员，刘是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官兼首都警察厅北区警察局局长，指挥军警8个团。马是首都警察厅中区警察局局长，该局处南京中心，位置重要。南京地下民革组织派他们两人负责这项工作，准备在南京发动公开暴动，藉以破坏敌人的心脏，扰乱和动摇敌人的军心；同时，准备运用各人所联系的军警部队，迎接人民渡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民革南京分会于1949年2月5日在吴士文家中召开紧急会议，人民江淮军区所派代表王虎臣也参加会议。会上拟定了6项计划：控制南京明故宫飞机场，由地下党员、民革南京分会宣传委员吴士文负责；策动驻在南京的军警起义，分别切断交通干线；扣留政府重要头目，规定由刘海亭和马广运二人负责；如果南京出现真空时期，则准备在地下组织领导之下，协助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暂时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财产，免遭破坏；接应人民渡江。民革南京分会曾派地下党员吴士文前往江北，谒见人民指挥员，洽商渡江计划（此6项计划，1949年5月10日在上海《申报》“孟士衡等昨执行枪决”新闻中曾有所披露）。

　　其经过是这样的：吴士文家住在南京光华门大光新村，这是南京民革分会的联络处，孟士衡等人常在这里聚会。同院住有一个特务秦范五，他在“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杳处工作，见到邻居吴士文家里往来的人，产生怀疑，就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向敌卫戍总司令部告密。盂士衡由南京到上海，准备向王葆真汇报行动计划时，首都卫戍司令部又派上校随员马志清跟踪前来。由于这个线索，民革沪宁两地的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纷纷被捕。在上海方面被捕的有王葆真、孟士衡、许卜五、吴荣、张克强、许志远、王履和、林涤非及樊崧甫、沈士荣等十余人（临工会16名委员中，被捕者8人）。在南京方面被捕的有刘海亭、夏奉琪（女）、马广运、吴士文、肖俭魁、马骏铭、王鼎臣、周臣千及北区、中区两警察局警官十余人。肖俭魁系地下党员，他所在的宪兵团通讯连下级军官和士兵十余人也被株连扣押。孟士衡之妻秦秀卿，亦被软禁失去自由。

　　在狱中，们虽经特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但都忠贞不屈，而尤以王葆真表现更为突出。当时，王已近70岁高龄，在警备司令部第一大队部时，经过两次刑讯，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对“京沪暴动案”承担了一切责任，并斩钉截铁地说：“关于军事问题，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与别人无关。”特务见到用硬的一手得不到口供，便施展软的一计。3月3日下午，特务伪装成李宗仁的代表，前来探监慰问，并对王葆真说：“我姓杨，天津人，从前在延安抗日大学读过书，目前在法院做法官。这次是李代总统派我来的。国共两党正在和谈，政府准备释放一批政治犯，请你开列与有关系的人员名单，以便一一释放。”这个特务同王葆线个半小时，但是王葆真知道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绝口不吐一字，弄得这个特务无可奈何。

　　王葆真有个女儿，名叫王振琳，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任助教，惊闻父亲入狱，就从南京赶至上海探监，得不到狱卒的许可，当场昏厥于门外，经路人抢救，始获苏醒。3月9日，王振琳上书李宗仁，要求代父入狱。该信在上海《大公报》刊出后，获得了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国内各报竞相转载。王葆真在敌警备司令部第一大队时，被关押于一号牢房。3月12日，隔壁三号牢房里的一位难友从墙缝中塞进了《大公报》的一角。王葆真得知女儿要求代父入狱的消息以后，老泪纵横地说：“余自入狱，未尝动心，闻振琳营救，忽然悲泣”，并写下了一首诗：“木兰从军代父征，缇萦上书代父死。尔今书请代入狱，父闻心悦转悲泣。我视死生无重轻，被拘入狱不惊异。胡为闻报独伤情，儿女岂短英雄气？”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图为中国革命委员会代表合影，第一排左起：李锡九、何香凝（女）李济深、柳亚子、王葆线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汤恩伯批准，将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下午3时临刑前，他们沿途高呼口号“万岁！打倒蒋介石！”孟士衡从容执笔，写下了最后的遗嘱：“秦秀卿贤妻鉴：我为革命而成仁，死无遗憾。结婚七载，诸多负汝，尚请鉴谅。汝可改嫁，善自珍重。”写完掷笔，英勇就义。孟是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肖、吴两人是与地下民革联系工作的员，他们的血流在一起。据上海《新闻报》1949年5月10日载称，“孟士衡、吴士文各中三枪毙命，肖俭魁中四枪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