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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亦代表，多次就内参报道向新华社传达意见。比如有些稿件可以而且应该公开发表，不必都登在内参上。因为当时正在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如果连这类新闻也不公开报道，就会让人感觉“我们对于像这一类工作缺点也是不愿揭发和批评的”。关于一般情况下可以公开发表，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公开发表的稿件，强调要注明不能发表的原因。至于内参中提到的偏向、缺点和问题，他提出务请有关机关进行答复，并在稿末注明已于何时向何机关提出。有关机关的答复也应登在内参上。总之，要“改变一切工作缺点不能公开报道的观点”。同时对各种工作中的缺点偏差不应只是消极地揭发，而应积极地追查纠正；不仅要向中央提供工作中的不良情况，还要负责地帮助中央追查并及时提供改进的情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于1953年7月发出《关于新华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由于新华社记者分布较广，可以并应当利用他们的便利条件，“反映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缺点和群众的思想情况，供给中央负责参考”。《规定》还重新规定了记者采写《内部参考》的范围：1.党的政策方针在各地贯彻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那些对领导机关“有参考价值的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偏向、错误和缺点的情况”；2.各阶层人民当前的政治思想情况、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意见，以及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对于领导机关的意见；3.统一战线.“工作中一些尚不成熟、带试验性的不宜公开报道的工作经验”；5.各地自然灾害的详细情况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情况；6.“其他不宜于公开发表的重要情况”。
经过几年积累和探索，到1957年底，内参工作已有所进展，但也留下不少问题。比如刊登了一些有问题、有错误或不适宜在“内参”上刊载的稿件，同时稿件质量和数量也有日益下降的趋势，甚至连续有好几期因来稿很少而脱期。为此，编委会重新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一方面“内参”主要是供中央负责了解国内外各方面情况的一个党内刊物，选稿标准应该从宽，因此，“只要是对中央负责有参考价值的一些国内外重要资料，即应有选择地加以刊载，不宜限制过严”；另一方面，内参的阅读范围较广，不限于中央负责，所以选登稿件也应有所限制。一般说来，“国际稿件刊登从严，国内稿件刊登从宽；在选择国际稿件时，对反映兄弟党内部关系的稿件从严，对反映一般国际问题和兄弟国家内部一般情况的稿件(如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学术思想动态、人民生活和思想情况等)从宽”。
1958年2月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内部参考》的工作。指出，《内部参考》上登出来的东西有影响，对处理国外问题的稿件要特别慎重；搞错了，流传出去就会影响到国际关系。他还称，《内部参考》“登出的东西，算数也不算数”，上面“反映的问题可信可不信”。也认为，党内的组织问题特别是省市委内部组织问题不必在内参上发表，搞错了影响很大。彭真则指出：以后凡不适宜在《内部参考》刊登而有参考价值的稿子，除打清样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外，还应分送给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列席的新华社负责人缪海棱反映了记者因怕出问题不敢写内参的情况。彭真说这不对，应鼓励记者写，但要认真负责。他称中央的一致意见，是要新华社认真把《内部参考》办好。
到1959年，《内部参考》发行已达2400份。这是因为一方面阅读范围扩大了（特别是新闻机关除新华社、人民日报因业务需要阅读范围略宽外，中央各报社及省报、省台均为总编辑以上的干部订阅了），另一方面阅读《内部参考》的领导大都是一人一份，还有内参随着人走的现象(即工作调动后仍继续订阅)。为此，新华社后来决定采用中央分发文件的办法，在发行份数上加以适当控制，除中央负责可以一人一份外，一般以党组为单位，发给一份或若干份。新华社还就阅读内参的若干注意事项进行了规定，比如“明确《内部参考》是供领导阅读的党内文件，不得给规定阅读范围以外的干部阅读”，再如规定阅读者工作调动，应由该机关机要秘书通知新华社发行科停发，不得自行处理或带走《内部参考》等。
《内部参考》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内参即《参考资料》。到1954年10月，新华社抄收的外国通讯社电讯已由1949年的30多家增至46家，每天收讯 56万多字。原来编印的《参考消息》每天由1949年时的10多页，增加到 50多页，刊物越来越厚，但还有许多译稿登不上去。吴冷西等认为，《参考消息》容纳不了日益增多的译稿，也不能再“膨胀”下去，有必要另办一个刊物，来满足中央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的需要。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在思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1955年初，他指示改进和精编《参考消息》，并倡议出版《参考资料》。吴冷西立即同有关部门研究落实，并于2月21日向周恩来呈送报告及方案，提出把《参考消息》分成《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两种刊物出版。随后经周恩来批准，于3月1日起实行。从此，就有了新创刊的、后来俗称“大参考”的《参考资料》。
还在1952年11月，就收到山东分局的一份报告，内称区乡等基层干部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严重，省的领导机关也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除了姑息迁就下级干部，还积压了7万多件人民来信没有处理。随即安排在1953年1月5日发布《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除了将山东分局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之外，更号召这些单位要仿照山东的办法，从处理人民来信着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严重者须加惩处或清除出党。新三反运动由此开始。更在13日将山东分局的报告直接转给、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子恢、等，提示他们中央也可能有官僚主义，要求重视该问题。
一声令下，新华社立即布置各地分社重点采访。比如东北总分社就派出两个记者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较严重的热河、辽东两省采写此项消息，西北总分社也指示记者立即与有关机关取得联系，了解各省市中干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及其严重程度，并了解各省市接到中央1月5日指示后的动态。中南总分社则布置记者重点采写经济工作方面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农村区乡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以及公安人员和民兵的违法乱纪事件。在这种全面动员、重点采写下，到3月31日，《内部参考》共刊出31篇相关报道。归纳起来，这些报道反映的情况有几个特点：1.强迫命令在基层干部中很普遍；2.违法乱纪以基层干部打人为最普遍；3.高级干部则以官僚主义态度最为普遍，包庇下属或是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情况不仅陕西有，江苏、湖南等地也有。
这些报道引起了各地省委的注意，各地省委随即派人进行调查处理，并将结果刊登于《内部参考》上。以江苏为例，2月25日《内部参考》刊出《江苏各地干部中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指出人民来信未处理、假造情况上报、对批评者打击报复、部分区以下干部存在强迫命令等恶劣行为等六大问题。江苏省委随即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检查和处理，并于3月23日将报告反馈给新华社。3月31日，《内部参考》刊出了这份报告。其中谈到：省委从各单位抽调40余名干部，组成省委处理人民来信办公室，推动了相关工作，并有力配合了新三反斗争。另有33个县市也建立了人民来信办公室。报告还汇报了其他问题的处理情况，比如关于句容六区区委书记王百原陷害批评者的事件，早于1952年10月即被县委察觉，但王始终不肯承认。县纪委前往调查，王仍写信恫吓乡干部不要说真实情况。其处分问题已转交省纪委研究。
阅读《参考资料》非常认真仔细。重要之处总是画线或圈点，有疑问处则打问号或写下质疑，有差错还认真地予以纠正，对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则作眉批旁注，并推荐给其他领导或身边工作人员阅读。在这些批注中，的立场观点和对问题的观察，跃然纸上。以1958年9月24日下午版《参考资料》为例，有20篇文章他看后做了眉批旁注，文内留下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和有长有短的杠杠线线。如在《梅农说联大不充分讨论我代表权问题是违反世界大多数人民愿望的行为》的标题旁批注：“极好!要看。”对《阿登纳认为现在只有苏美两个大国有一天中国将加入大国行列》一文，他批注：“值得看!!”对《说美在联大阻挠对我代表权问题的讨论甚为孤单》一稿，他批注：“极重大，值得看。”对《透露美企图利用中美会谈阻挠我解放台澎金马这一阴谋如不得逞就打起联合国招牌来干涉我国内政》一稿，批注：“这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值得看。”又如1958年11月，看了李普曼写的《苏联的挑战》一文，批示：“此件印发，值得一看。”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又将《参考资料》上刊登的3篇报道，亲自重做标题、重写提要，批示印发给与会中央委员阅读。
对一些有助于了解世界形势、认清对手政策意图的参考报道，常常批示在更大范围的报刊登载，或者作公开报道。比如1950年12月28日，他批示“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1953年2月28日，看到《内部参考》上台湾媒体关于华东等地军力部署的报道，他立即写信给新华社：台湾大道通讯社的两条消息，可移载《参考消息》，这是蒋介石向美国人说的，表明他无力进扰大陆和海南岛，和近几个月前蒋介石向美国通讯社发表的谈线日，《参考资料》刊出《印度新闻社报道西藏叛乱情况》和《印度新闻社记者报道西藏叛国分子谈几年来准备发动叛乱情况》，在这两篇报道的目录旁边批以“可阅”，并指示：“即送周恩来阅。这个新闻社的这两条报道，是不利于尼赫鲁的，我看可以全文发表，请与吴冷西一商。”
读了《参考资料》上的信息后，会有所思考，甚至形成决策。这些决策当然不是靠一两条参考报道就能作出的，但也不是说个别参考报道对决策没有起过作用。比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出兵援朝，但什么时候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呢？一直等到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在朝鲜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才正式宣布。再如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试爆成功，一直等到外国通讯社报道瑞典地震台测出中国西北地区有震感，周恩来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正式宣布。这一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守在收讯机旁看收到的外电，副社长朱穆之成了通讯员，负责传递有关信息。这两个故事说的虽是新闻宣布的时机，但也算是一种小的具体的决策。
通过《参考资料》等内参报道，还可以检验一些方针政策的执行效果。曾与英国退休元帅蒙哥马利谈话。蒙氏回国后，在《星期日》发表了一系列访华观感，《参考资料》摘译过一些。读过第一篇《我们的会谈》后，给写了个条子：“此件可看，很有兴趣……盛赞了中国人民的大(干)劲，要和平，不侵略，五十年内大有可为。他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蒙氏的这种态度让深感振奋。他马上又调阅了世界知识出版社3月就已翻译出版的蒙哥马利的一本谈论东西方关系问题的集子。尽管书中很少谈到中国问题，但蒙氏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策的批评，和应当把争取一个和平友好的中国作为西方国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之一的说法，还是让十分欣赏，他马上批示要、周恩来和都读读此书：“很有意思，(乃)必读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