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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标指出，台湾爱国史学家连横1918年在《台湾通史》中评论道：“台湾归清以来，关闭自守，与世不通，苟非牡丹之役，则我乡父老犹是酣歌恒午于婆娑之洋焉。天诱其衷，殷忧日至，祈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然近些年台湾地区的分离主义者，以扭曲的“皇民史观”“史观”，改“日据”为“日治”，不仅否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台湾经济社会建设及成就；也否认郑成功父子“明郑时期”对台湾的开发与建设；也否认清政府在台湾统治时期，尤其是“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等几任船政大臣，在台湾建省前的十年（1874—1884年）开启的近代化建设，也否认台湾建省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主导的十年（1884—1894年）近代化建设。这二十年是台湾近代化肇基之作，前者可称“台湾近代化之父”，是台湾近代化的播种者，后者可谓“台湾近代化之母”，是台湾近代化的孕育者。仅是因为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造成台湾近代化进程的中断。